2016年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研究概况
时间：2021-07-03 12:03: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的华文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6年的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研究依然在稳步推进，从理论探索到作家作品研究、从文学现象的阐释到文学会议的召开，都有新的收获。理论视野在探索与论争中不断扩大；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研究在2016年的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没有微观方面的作家、作品分析，就不可能对某一区域、某一文学的存在形态进行理论上的归纳与建构；华文文学会议的召开，对于华文文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研究；理论视野；文学现象；文学会议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08-0069-07
澳大利亞与欧华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的华文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6年的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研究，依然在稳步推进，从理论探索到作家作品研究、从文学现象的阐释到文学会议的召开，都有新的收获。
一、理论视野在探索与论争中不断扩大
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理论视野的开拓，直接关系到该学科的发展走向，它不但显示了该学科研究的意义和发展空间，而且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规范和指导作用。正是因为这样，在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理论探索一直是学者们重要关注的对象。当然，研究者们对于理论视野的拓展、研究范式的探索，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区域性文学，而是在更宏大的层面上，使理论思考带有更普遍的意义。因此，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的理论探索，很大程度上也是放在华文文学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海外华文文学”的属性与归属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众多的论述当中，大致可归纳出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倾向于将它视为独立的文学存在形态，或者视为所在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延伸，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学者，似乎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并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但是，海外华文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特征，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因此，这种属性之争，一直延续了下来。
2016年，《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刊发了陈思和的《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和徐学清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的杂糅——与陈思和商榷》两篇商榷性文章，再次将这个“熟悉”的问题展现在人们眼前。事情的缘起，是陈思和在加拿大《世界日报》的文艺副刊《华章》（2014 年12月26日）“名家谈——华人文学之我见”专栏所写的短文《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中所发表的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见解，认为“中国大陆或者台港地区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的创作，本质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在《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这篇文章中，陈思和继续坚持这一观点。文章中陈思和指出，“‘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相当混乱。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了两类互不相干，甚至自相矛盾的文学：一类是从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去外国（主要是北美、欧洲）发展的作家的华语创作；另一类是东南亚国家华侨作家在自己国家里的华语写作”。在陈思和看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态，第一类，也即“中国大陆或者台港地区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无论是语言（中文）、审美情感（民族性）、所表述的内涵，都与母国文化构成了直接的继承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说，旅居作家构成的华语文学只是在世界交流频繁过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脉支流，它是当代文学的有机构成”。在面对徐学清的“商榷”和“质疑”时，陈思和也给予了明确的答复，“文学的本质是由语言构成的美学文本，其实与作家的国籍有何干系？……与其无法落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还不如淡化国籍而强化语言，形成一个丰富而多元的‘中国当代文学’”①。
对于陈思和的这种观点，徐学清显然有不同的意见，她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在世界性的文化地理位置上，各自呈现文化原乡/异乡的杂糅，由丰富的第三元组成万物众生象”。“华文文学鲜明的在地性和强烈的时间性决定了它的不可取代的个性，使它成为中国文学的大叙事之外的华语文学。”② 这里，徐学清强调的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而不是对母国文化的传承性。因此，文章得出“它成为中国文学的大叙事之外的华语文学”这一结论，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某种程度上看，陈思和与徐学清的分野，可视为中国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研究立场与视野的区别。中国本土学者对各种不同的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形态，有着清楚的认知，对其复杂的审美内涵，也有着明确的把握。因此，在分析具体的文学形态时，他们并非进行笼统地概括，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尽管各地区的汉语文学形态具有不同的文化诉求与审美内涵，但是，也同样具有精神上的联系，因此，中国本土学者也在寻找整合性研究的基础。这在黄万华、刘俊、朱寿桐、洪治纲等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显著的表现。朱寿桐近些年来提出的“汉语新文学”，也是这种整合性研究的重要成果。
朱寿桐和陈瑞琳在2016年发表的《汉语新文学的传统及其世界意义》一文中就曾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走出国门进行文学创作，如果一味机械地运用地区、国家的方式来界定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将难以把握其内在本质。所以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视界，既能超越特定的国家、政治的限制，又能揭示出文学的内在本质，而“汉语新文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汉语新文学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在国家、政治归属的意义上去界定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写作者。这些人实际上不一定就是‘海外’写作者，只不过他的文学活动空间是在海外罢了。现在我们非常开放了，作家文学活动空间所呈现的归属地很难用一个地区、国家来框定，所以在这方面，从语言的角度使用汉语文学或汉语新文学这样一种概括方式，可以不至于有歧义。”“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价值功能就是走‘统一起来’的道路：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澳洲等，只要用汉语写作，只要在汉语文化圈实现交流的职能，就属于这样一种文学样态。这样一种样态现在没有办法用‘中国文学’来概括，那么就只能用汉语语言文学来概括。”③ 以语言为基础来整合世界各地区出现的汉语文学形态，确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排除由命名带来的混乱，进而把握其内在本质，最终有利于推进汉语整体文学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