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郑观应外交思想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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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形成是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经世思潮的熏陶,长期的洋务、外交活动经历及地缘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郑观应的外交思想,其积极意义是巨大的,对中国外交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不乏其局限性。
关键词:郑观应;外交思想;缘起
中图分类号:K25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71—02
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國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变化。笔者认为,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形成正是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经世思潮的熏陶,长期的洋务、外交活动经历及地缘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是历代沿袭下来的朝贡制度或理藩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鄙视周边各列国和远道而来的西方国家,视其为自己的藩属和朝贡国,并称其为“夷”或“蛮夷”,“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
洋务运动时期,国际法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强调遵守国际公法,亦是郑观应的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认为列强争逐于世界,如“战国七雄”,“而各国之藉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也。”同时指出:“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之者也”,“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侵夺,以公法中绝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对于列强在中国违反国际公法,破坏国家主权平等、人权平等原则,郑观应作了强列抨击和深刻论述。郑观应特别强调学习和运用国际法,还提出了均势外交的理念,尊重国际惯例,讲求信誉,坚持原则等近代外交观念等等。此外,对“协定关税”、“利益均沾”、“治外法权”做了专门的论述。
郑观应正是在这种中外关系格局发生剧变时参与了一些外交活动,毫无疑问,这种土壤是培育他外交思想先决条件。
二、经世思潮的熏陶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的形成还受到经世思潮的影响。经世派针砭时弊,关心时务,呼救人才,尤其是放眼世界,抵御外侮,呼唤了郑观应的爱国情怀,为他寻求对外交往提供了初步的蓝本。
郑观应学贯中西,不但受到林则徐、魏源等前辈人格力量上的感召,在思想上也深受启发,综观其诗歌,无不洋溢着经世派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不光把目光投射在经世派所关注的内治上,还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如何抵御外侮上。他所提出的方略,显然烙上了经世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痕迹。因此,经世致用的思潮对郑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郑观应在长期的政治、洋务、外交生涯中实践着他的经世思想。可以说,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形成与晚清初年的经世致用思潮有不小的联系。
三、长期的洋务、外交生涯
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其长期的洋务、外交活动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郑观应少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并随亲朋游历过越现、暹罗、新加坡等处。他在澳门期间,经过对其经历和时事的总结,他对《易言》修订扩充,辑成著名的《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标志着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1884年此书发行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兴起,因而很快轰动社会。
郑观应的一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重大屈辱事件,深知外交须以实力作后盾,而中国却缺乏这种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席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他主张以“西学”增强外交的实力基础,并借助传统的合纵连横之术,结合西方的均势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
郑观应在漫长的外交实践生涯中,不断地调整,改进自己的外交策略,努力思索着外交之道。
四、地缘因素的影响
地缘因素的影响是郑观应外交思想形成的又一重要条件。郑观应生于广东香山,这里是较早接受西方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南海之滨,在17岁的郑观应弃学从商以前,他一直生活在这一环境之中。这里最先受外洋风气浸染,兵器工艺多从此传入。广东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对对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广东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在早期中外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这里的人们见闻广远,对外来文化既不排拒也不盲目崇拜,中外文化兼容并包,取长补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岭南文化。岭南文化铸就了一批懂洋文,识洋务的人才,也铸就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士大夫从这里开眼看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郑观应接受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样的地理环境对郑观应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必然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1.沿海人的风格培养了他处理外交事务坚决、果断、务实的作风。广东作为中华民族近代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对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形成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多次对外战争其间,郑观应都提出正确适时的建言,开展了一些有益的交涉活动。中法战争时,郑因“通达交涉事宜,于香港尤为熟悉”,即被广督派往香港,仅用四天时间便把25尊大炮运回广东。后因他对东南亚十分熟悉,又受命赴东南亚各国侦探敌情,“合纵以御暴”,密约有关国家华侨袭击法国侵略军后方,以牵制、阻止法军北犯侵华,历时七十多天,取得了一些成果。甲午中日战争时,郑上条陈,提方策,如“管见十条”,如战、守、备三策,提出联合英国阻止日本及俄国入侵的外交斗争主张。战后,郑审视中外形势,提出要特别防范沙俄的入侵。认为“俄人窥伺尤叵测”,“虎视眈眈伺我隙,俄人阴谋最恣肆”,于是提出“防俄为先”的主张。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签订后,他奋笔作诗,“字字含泪血”,愤怒抨击请政府苟且偷安的妥协政策,又再次提出处交上推行合纵连横,联合英、日以抵御沙俄的侵略,确保东北、满蒙的安全。
以上几次事件的处理,反映了郑观应工作能力强,办事果断,讲究效益,处理中外关系时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极强的观察和应变能力。
2.十分注意保护华商、华侨的利益。关于保护华侨,郑观应十分关注,论述很多,且是他最早涉及的对外关系和人权保护问题。《救时揭要》开篇就提出了澳门“猪仔”问题,提出“千百万培养之生灵,驱而置之死地”,实“为法纪所不容”。19世纪60年代以前,“猪仔”华工问题从未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更未视为国家主权问题,谈不上保护措施。郑愤怒指出:“外国之人万里而来,尚能设官呵护,岂我国
乃不能保护我民乎!”郑又提出“(我国)何不照欧洲各国之法,于海外各国都、各口岸,凡有华人贸易其问,居处其地者,则为之设领事官”,“按照万国公法”保护和治理华民。
在郑观应及一批外交官、洋务派人士的倡导推动下,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重视驻外使领馆的设立和华侨保护问题。从1875年首设驻外使馆,此后三十多年,清政府先后向18个国家派出68人(其中两人未到任)担任驻外公使、副使。从1877年起开始在新加坡、日本、古巴等地设立保护华侨的领事馆,派遣了一批领事,标志着中国政府保护华侨的起步,渐入正轨。此后三十多年,向海外57个地区派驻了领事。这些使领对开展中外交涉,保护海外华侨,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郑观应的外交思想,其积极意义是巨大的,对中国外交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不乏其局限性。比如,他看到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认清列强在侵华问题上的一致性。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情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如对外国列强抱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他们遵守国际公法,放弃强权外交,尊重中国主权;希望他们帮助中国改革以致富强。进步性夹杂着局限性,这是近代先进人物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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