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论”视野下日本的东亚区域秩序影响

时间：2021-07-02 00:01:3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国际文化论”包含两条主流研究进路，“国际关系的文化间关系”进路界定文化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进路则认为国际关系等同于文化关系。在此基础上，可通过“秩序意识”、“秩序目的”和“秩序运作”整合两条进路，并建构“国际文化论”视野下的秩序分析框架，以探析明治维新及冷战后日本对东亚区域秩序形成两次重大影响的机理。针对复杂的区域秩序博弈，中国的区域秩序构想是坚守或改善现存秩序，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调，以及十九大后将“一带一路”写入党章，同时也可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新安全保障观、双边关系网络及多边关系综合打造的主张或行动中充分体现。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保证国内经济持续增长、避免战略冒进而稳扎稳打来做好应对。
　　关键词：国际文化论；日本；东亚区域秩序；中国；“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130-09
　　无论是按照国际关系包含文化关系的理论进路，还是认为国际关系就等同于文化关系的研究视角，着眼“文化”要素的“国际文化论”都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引入了较新的探索方向。上述两条主流研究进路，分别以日本学者和日裔美籍学者为代表。本文尝试从一定程度受日本文化影响的理论出发，构建“国际文化论”视野下国家关系与区域秩序的研究框架，分析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冷战之后的两大节点对东亚区域秩序的重大影响机理，思考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于新时代面对复杂秩序博弈的可行举措。
　　一、文献回顾及“国际文化论”的理论源流
　　“国际文化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包含两条主流研究进路，其一是以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的文化间关系”，其二是以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为代表的“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前者关注作为国际关系组成部分的文化关系，后者则强调国际关系就是文化关系。
　　第一条理论进路是“国际关系的文化间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入江昭于1979年发表论文《文化与权力：作为文化间关系的国际关系》，认为不同国家内部存在相应的文化系统，国际关系可被看作多元文化系统由内向外的相互作用；而文化不仅是国家行为的“控制机制”，还是彰显国家“权力”的重要表现①。之后，他于1981年、1986年先后出版《权力与文化》和《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② 两部著作，进一步从权力及文化的互动视角来解读国家间关系；于1990年、1991年发表的《文化》和《文化和国际历史》两篇论文③，在“权力”和“文化”两大概念基础上，引入被认为同样重要的“经济”概念。当然，与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界定范围不同，入江昭并不认为“文化”能涵盖所有人类现象，但对“文化”的重视确实又是对此前权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倾向的突破④。入江昭的思考路径也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于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因为此前仅仅基于“权力”、“经济”进行研究的外交史，更多将国家简单地限定为利益可交换单元，缺少对单元内部的理解，而从“文化”出发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便能更好考虑到各国的独特性及共通性。
　　以入江昭的论说为起点，学界展开了诸多研究，如Frank Ninkovinch（1981；1994；1999；2011）从对外文化政策研究出发，分析政策决定者的行为模式，以探究权力和文化的关系；因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进路可能陷入要么可解释一切要么什么都无法解释的两难，故将文化作用限定于一定框架之內⑤。Amnon G. Finklestein（1994）建立了权力/文化模型的分析框架来对相关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⑥；依据上述权力/文化框架，Jessica C. E. Gienow-Hecht（2000）将冷战后美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分成三个阶段，具体解释不同阶段文化在国家权力攫取中发挥的作用⑦。
　　第二条理论进路是“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cultural relations）。平野健一郎于1976年发表论文《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认为在整个世界中，唯有广义的“文化”概念可将知识、技能等人类界定的各项要素包含其中⑧。人类不同集团在适应地球不同自然环境过程中产生了具有差异性的文化，由此导致各个集团的行为模式存在区别，于是不同的文化集团在彼此接触过程中需尝试“求同存异”的平衡，这便类似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的国家并存状态⑨。另外，文化差异必然带来普遍主流文化与个别特殊文化共存的现象，行为主体就是多元且不均等文化的具体呈现，于是文化交往也许比传统的政治经济互动更加复杂重要，故需考察除了政治、经济以外的文化间关系⑩。而进一步就国际关系的本质而言，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而若深入到国家黑箱内部，起关键作用的是国家的政府，甚至是政府中具体的个人。关键的“个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集团，彼此间发生关系时可能决定“国际关系”的走向；而作为其中最基本载体的“个人”，以及“个人”构成的国家整体，都会受到“文化”要素的深刻影响。由此，无论从国家外部还是内部分析，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文化关系。
　　以平野健一郎的论说为起点，学界同样展开了相关研究。如Adda B. Bozeman 的《国际史上的政治与文化》，承继学界对于“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指1648年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往往成为学者们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的条条框框）的批判，主张依托“作为文化的国际关系”研究进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出发，突破既有的国际关系主流分析框架，规避仅仅着眼欧洲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以及政治、经济等进路的研究窠臼。事实上，“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促使“静止的国际关系论”进一步发展为“运动的国际关系论”。所谓“静止的国际关系”，是指正统主流的国际关系论，以诸如主权国家等在领土层面静止的主体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探讨彼此间关系；而“运动的国际关系论”，不单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而同时以跨越国家边界的文化、个人等非静止的多元标的为国际关系分析对象，研究其行动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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