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商所处时代谈二者为政之差异
时间：2021-07-01 16:00: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改革与商鞅变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两者却表现出了诸多差异。管仲改革并没有触及到原有社会秩序，而商鞅变法确是对原有崩溃的社会秩序的一种重建。本文通过查阅文献，从二者所处时代背景出发，比较二者差异，认为两者的政策均符合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管仲改革；商鞅变法；为政差异
管仲改革与商鞅变法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典型的两次变革，目的均是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富国强兵，以求称霸诸侯。虽然改革的领导者管仲、商鞅均持法家思想，且二者理论符合当时所在国家的国情，涉及到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改革效果斐然，但在具体的为政举措上却存在诸多差异，除去二者所处国家情况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也是造成两人为政差异的重要因素。
一、管仲改革与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管仲所处的是中国奴隶社会逐渐瓦解的春秋早期，《史记·周本纪》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一时期周天子权威开始衰落，对各诸侯国统治力严重不足。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受到挑战，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礼乐制度为基础而构建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并未完全崩溃，周天子虽然对诸侯的统治力下降，却仍是各诸侯的宗主，拥有法律上的话语权，为各国所尊崇。虽然当时国家之间存在兼并，但程度有限，原因有二：一是当时还未出现具备兼并天下的实力的诸侯国；二是由于礼制约束，侵略、吞并他国势必引起天下共憤。因此，可称这一时代为弱兼并时代。此外，由于中原地区的混乱，周边戎、狄等少数民族趁机入侵，其对礼乐制度的极大冲击，更是极大地加深了中原诸侯国政治、文化危机。此时的周天子已无力召集诸侯驱逐入侵的戎狄，以“方伯”为代表的霸主政治呼之欲出，中国进入霸主时代。
商鞅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更加动荡，战争更加频繁。其时周王室已完全衰微，沦为列强夹缝中的小国，宗法等级秩序已经完全崩溃，新的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确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再受礼乐制度的约束，兼并程度远大于春秋时期，形成了“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的局面。因此，商鞅所处的时代可称为强兼并时代。这一时期，扩张和削弱以至消灭敌国成为各国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即商鞅所谓的“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强兼并时代的国家为使自己在胜王败寇、赢者通吃的战争局面中得以立足，必须进行改革以使国家强大。
二、管仲改革与商鞅变法的差异
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管、商二人改革思路也有诸多差异，改革政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内政改革
管仲所处时期，宗法制度虽然开始解体，但依旧运行，正如赵俪生先生所言：“桓、管所治理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旧血缘贵族势力并未明显减退，新型国家正在摸索创制中的一种类型。”管仲改革并没有触及旧集团的利益，而商鞅变法则致力于构建新型国家，势必冲撞秦国旧贵族集团利益，因此相对比管仲改革，商鞅变法势必更加激进、深刻、彻底。
在对齐国内政的改革上，管仲首先实行“四民分业，定民之居”，即将民众划分为士、民、工、商四类，并根据其职业特点规定其居住地点，值得说明的是，四类民众没有高低之分。管仲认为“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分业定居”是为了“成民之事”，以便尽快稳定局势。此外，管仲对商业十分重视。管仲认为“无市则民乏”通过商业使民众富裕，增加国家收入。对待外来客商，只作必要盘查而不予征税。种种措施说明管仲力求将齐国打造成对内对外开放性国家，通过增加开放性、流动性，以求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威慑力。
管仲在对内实施各种改革政策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极端激进的方式，出现流血事件，也没有对原有利益集团进行打压。《史记·管晏列传》载：“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说明管仲在为政上经验丰富、遇事谨慎。
商鞅在国家基层管理上，实行编造户籍、什伍连坐措施，使民众相互监督，鼓励举报，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商鞅认为“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通过重刑贯彻国家政策、加强国家机器。不同于管仲的鼓励商业，商鞅禁绝工商业，甚至通过“重关市之赋”打击商业。商鞅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认为“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商君书·垦令》中提到了二十多条措施来促进农业生产，甚至对民众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加以限制，以使民众固定在土地上专事农业生产。相比较管仲，商鞅变法是对宗法制度的全面否定。废除公田，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其实质就是彻底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在国家行政管理上，普遍施行郡县制，建立起一套新的行政体制和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制度。多项措施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法制度。
（二）整顿军事
无论是霸主时代还是全民战争时代，国家军事实力尤为重要，因此整顿国家军事也是改革的重要部分。管、商二人所处的时代对军事力量的要求不同，因而改革的政策不同。
管仲改革军制，主要采取军令寄于内政的方式，即制定乡、连、里、轨、家的国家管理制度，各级分别由乡良人、连长、里有司、轨长统领，对应的军队编制分别为军、旅、小戎、卒、伍，全国组成三军，共三万人，居民体制与军事体制相结合。管仲利用各层的行政管理将民众有序地组织起来，提高民众的凝聚力，借此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最终实现士兵“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商鞅对军制的改革，则致力于打造一支极富侵略性的军队。他废除宗室贵族的特权地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实行军功军爵制，确定二十等级军爵及与之相适应的待遇，甚至对所穿着衣履都有严格规定，以达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同时制定了严禁私斗的条款，“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刑赏结合的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厚赏和刑罚使秦国士兵作战异常英勇，将秦国打造成了可怕的战争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