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曾有改革之心
时间：2021-06-28 20:01: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慈禧作为大清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要说她故意把国家搞乱搞穷，有违史实，其实她也曾有抛弃旧制改革的决心。
慈禧，这位统治大清47年、在位期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许多屈辱和灾难的老佛爷，可以说后人对她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有人说她祸国殃民，有人说她骄横奢淫，有人说她独裁霸道，有人说她保守固执，其实这些对她的评价都对。不过冷静客观地说，慈禧作为大清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要说她故意把国家搞乱搞穷，是说不过去的，翻开历史来看，慈禧其实也有抛弃旧制改革图强的决心，曾推行过立宪改革，只不过她的改革都是以不削弱她的权力为前提罢了。
立宪改革为集权
慈禧在位时，清廷也与西方列强发生过几次战争，但几乎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及日俄之间的战争对她刺激最大。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了沙俄，国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要求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与此同时，国内革命运动也愈发高涨，为了维持统治，为了摆脱落后挨打，也为了自救图存，慈禧作出要立宪改革的决定。1905年，慈禧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学习借鉴别国的治国经验。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在密折里，载泽向慈禧罗列了立宪的种种好处。
载泽作为慈禧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为了表明晚清立宪改革很有诚意，却故意对外宣称“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挠，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
载泽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从地方督抚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载泽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对于载泽的话，慈禧还是十分相信的，加上慈禧自庚子年体验了一把督抚们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筹划“东南互保”后，削弱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又一直是她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载泽密折里一番对立宪天花乱坠的描述，不但极大地消解了慈禧的戒心，还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载泽的话可以说处处说到慈禧的心坎上，慈禧早期虽有立宪改革之意，但怕影响她对清廷权力的绝对控制而不敢贸然行动，载泽的一番话打消了她的顾虑，坚定了她立宪的决心。因此，载泽在1906年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立宪改革由此拉开帷幕。
立宪惨败有原因
按理说，经历几次列强侵华战争的洗礼，慈禧应有变革图强的意志，除弊兴利的行动，派遣大臣学习外国治国经验，经载泽一番吹嘘和诱导，改革就是立宪，立宪就是为了抓权。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了。载泽、端方为给慈禧立宪改革造势，说得很邪乎，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推行的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换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
为削弱地方权力，慈禧按照立宪理念的设计，先在地方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是国家行为，督抚们自然不能对此说三道四，于是督抚们就用“人民参与认识程度不够”来软抗成立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
督抚们看到朝廷的险恶用心，开始集体反对，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还有一些督抚更不是省油的灯，转守为攻，竟又欲以“三权分立”改革中央官制，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结果迫使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谕旨：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抛开载泽从国外取回的立宪经被念歪不说，意气用事、浅薄无知的载泽哪里是游离于宦海的地方督抚官油子们的对手，面对官制改革，朝野各派政治势力各有盘算，也都在想如何利用“立宪”来谋取自身利益。张之洞本是官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一旦上调中央，接管立宪之事时，立马变脸，开始鼓吹立宪的必要。
袁世凯虽支持君主立宪，但他对召开国会和地方自治不感兴趣，他想借官制改革削弱满人的政治特权，扩大汉族官僚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掌控内阁，限制君权。皇室宗亲和少年亲贵先借官制改革解除袁世凯的兵权，将北洋六镇收归陆军部，后又逐步侵削其权力。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这场立宪官制改革中，新内阁的13名阁员中，满族占9人，汉族仅占4人，而在满族中，皇族又占了多数。汉族官僚、立宪党人对这样的“皇族内阁”大失所望。“皇族内阁”打破了清朝开国以来延续已久的部院大臣满汉平分的潜规则，重要部门全被皇室和满人占据，对汉族官僚犹如当头一棒，他们想借官制改革打破满族官员政治优势的期望彻底破灭。
从此，立宪派对建立君主立宪制失去信心，转而同情革命党建立共和的主张。武昌起义后，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迅速与革命党结成同盟，策划独立，联手组织军政府，成了推翻帝制的重要政治力量。
在这场由“立宪”引发的皇室与地方督抚们的权力争斗中，慈禧后来虽觉察到誓死以“巩固君权”为依归，违背了立宪精神，但她已无法挽回立宪失败的命运。
编辑：冯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