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必要性与可能路径
时间：2021-06-27 16:01: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
学科分立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需要以学科交叉为动力。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分别是政治科学下的两个二级学科。本世纪以来，这两个二级学科出现了进一步交叉的趋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近年来将研究方向之一确定为两学科的交叉研究，并在2012年8月18日组织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本期主题文章则是这次研讨会的后续研究成果，共邀请了国内在两学科交叉研究方面较为深入的五名中青年学者，分别围绕“两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两学科互动的理念研究视角”、“交叉视角下的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在两学科之间的外交政策学”等主题展开讨论。希望该专题可以激发学界对两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关注。
摘要：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学科分工：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学科分工基本上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假设之上，而这一假设则在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今天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又使得两者的交叉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当比较政治研究跨国行为体时，以及当国际关系研究运用比较方法或关注国内政治时，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就会很明显。就推进交叉研究的理论创新而言，共有三条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关注国内因素的国际化，第二种路径是关注国际因素的国内化，第三种路径则是力图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整合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之下。整体来看，第三种路径对于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有着关键意义。
关键词：比较政治 国际关系 交叉研究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09-16
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都是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多年来，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这两个学科出现了明显的分途化倾向。本文回顾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不同发展路径，并力图推动一种两学科的交叉研究。本文在对两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和重点问题领域进行探讨之后，重点对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不同学科发展路径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脱政治学化的过程。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国内结构因素在国际关系解释中的逐渐消退。在早期国际关系主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内结构因素的解释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在《国冢间政治》中，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突出强调了国家权力对于国家对外行为的意义。摩根索将国家权力的来源界定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的巧拙、政府的英明等九种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九种因素基本上都属于国内结构因素。这种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强调还体现在华尔兹早期的作品当中。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分别把人类行为、国家内部结构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解释国际冲突的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概念。华尔兹不是强调任何一种概念的优先解释地位，而是强调这三种概念的相互作用和综合影响。
然而，当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到结构现实主义阶段后，即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发表之后，这种脱政治学化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在这部著作中，华尔兹重点批判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se）的“系统的经验主义分析”、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由内及外”的分析模式等强调国内结构因素的“还原主义方法”。华尔兹认为，这种通过研究个人、国家官僚和国家机构等单元层次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的方法，其本质只是一种外交政策的理论，不能够充分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的国际政治现象。在华尔兹看来，不同的国家可以产生不同的或类似的国际政治结果，而类似的国家也可以造成不同的或类似的国际政治结果。因此，华尔兹致力于构建一种关注政治系统中的集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的、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国际无政府结构，其要义由两部分组成：单元能力的大小和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通过对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强调，华尔兹把国内结构因素从国际政治的解释中排除出去。华尔兹把这种对国内结构因素的排除看成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此之后出现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基本上都接受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假设。新自由制度主义通过强调体系理论特征而使其核心观点与结构现实主义非常接近，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观念建构也被看作是国际体系因素的结果。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的普遍接受，使得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地位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科脱政治学化的完成。
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科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脱政治学化的特征。例如，在1979年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初，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的活动和学术会议，但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独立性的增强，国际关系学者参加政治学的会议越来越少。就目前而言，在国内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很难看到国际关系学者与政治学学者同场讨论的情况。
在国外，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内政治学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表现为比较政治的学科边界缺乏清晰的界定。界定比较政治的学科边界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研究议题来界定。例如，一些经典研究都把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发展研究等同起来。然而，议题界定的困难在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内容与本国政治几乎没有区别。另一种界定则通过比较方法来进行。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和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Sartori）更希望用这种界定办法。例如，利帕特指出：“在政治学的几个次级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具有方法意义而非实质内容意义的学科。‘比较政治’一词主要表明其如何进行比较，而非具体针对什么内容进行比较。”萨托利希望从比较方法这一点上去寻找比较政治学科的独特之处：“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这种界定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如许多研究者认为，比较是一种研究者会自然运用的科学方法（或者说，任何研究者在研究问题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广义的比较），这种观点则会消解比较方法的独特性。例如，彼得·梅尔（Peter Mair）实际上很赞同这种广义的比较观点：“说到方法，比较政治学很难说是独特的，因为很多现有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