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院景区化背景下僧俗互动关系研究
时间：2021-06-05 16:02: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次研究立足于课题组在云南省迪庆州噶丹松赞林寺的田野调查，以上世纪民主改革以来藏区的变迁发展为背景，透析在宗教旅游蓬勃发展之后由利益膨胀引起的宗教主体多元竞争与利益分化的趋势，以及宗教主体多元化对僧俗关系的重构。
关键词：僧俗互动；宗教主體多元化；噶丹松赞林寺
[北京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藏传佛教寺院景区化背景下僧俗互动关系研究]
跨过澜沧江，初入滇西北藏区感觉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圣洁的哈达、五彩的风马旗、耸立于山巅的玛尼堆、藏于雪山之上的皎月，这一切都印证着我们对于藏地信仰的想象，它是那样纯洁、那样虔敬，仿佛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雪山一般纯粹。藏地信仰对我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让我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孕育了藏民对于藏传佛教的高度虔诚，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藏传佛教即使受到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而始终没有在藏地衰落？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逐渐走进滇西北辉煌的宗教遗产——噶丹松赞林寺，去发掘隐秘于表层之下的社会文化系统，并不断深化上述的问题意识。在噶丹松赞林寺，每天都能看见各种各样的香客，这些香客有的是藏民，有的是外地的汉人，有的专程前来燃灯拜佛、心怀虔诚，有的带着猎奇的新鲜、捕捉着藏区的新事物。在寺院中频繁出现的僧人与香客互动激起我们很强的研究兴趣。这些互动细节促使我们去观察在寺院场域内僧人和香客是如何展开互动的，来自不同地区的香客与僧人的互动有何不同。这成为了我们预调查中的核心关注点。通过对僧俗供养关系的“凝视”，我们得以展开研究在宗教旅游大热背景下，利益膨胀带来的宗教主体多元化趋势及其对僧俗关系的影响。
一、滇西北藏区变迁背景概述
噶丹松赞林寺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滇西北的一座历史名寺，也是曾经滇西北的政教中心。“噶丹·松赞林”建寺于1681年，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赐名，“噶丹”表示与格鲁派祖寺噶丹寺命运相连。
由于历史上藏区经历了多次变革，僧俗关系的内涵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因此需要区分清楚在藏区发展的各个阶段“僧”“俗”究竟各代表什么。在滇西北藏区民主改革之前，地主、土司、农奴等作为“俗世”的信众是与僧人互动的主要对象。当时藏族社会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分，上层的土司、地主、僧侣与下层农奴之间地位差异巨大，农奴往往人身依附于上层土司、地主和僧侣。藏区民主改革之后，政教体系随之瓦解，农奴、地主等等级身份被取消，农奴信众对松赞林寺的强制性供养义务解除，藏区在此基础上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此时“俗”对应的就是藏区的信教群众。在90年代，香格里拉旅游业发展，松赞林寺成立景区，大量游客进入藏区，在旅游过程中一部分游客与僧侣建立起供养关系，因此外地香客也成为了“俗”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一）明末清初正式确立的政教高度统一的统治形式
1667年，蒙古和硕特部占领中甸康区，由西藏立宗并委派官员。1674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军队和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下平息了丽江木氏土司支持的、以噶举派为核心的叛乱，关闭所有噶举派、苯教寺院，没收所有寺产，改建或改宗为格鲁派寺院。1679年，为了正式巩固其在滇西北的教派垄断地位，由康熙皇帝批准，五世达赖喇嘛择定基址，新的格鲁派寺院破土动工，并于1681年建成，达赖喇嘛亲自赐名“噶丹·松赞林”。建成之后，划300户差民作为寺院庄园。格鲁派寺院此时的宗教权威被清政府承认与合法化，让寺院成为了滇西北藏区最大的农奴主与经济实体。
1712年，在松赞林寺设立最高行政机构吹云会议，由官、神、民三方组成，“官”包括地方的土司系统，包括营总、千总和把总，“民”则是代表基层的政权——“属卡”，由老民、密参和伙头组成，“神”则代表寺院的组织体系，上有扎仓，下有康参负责地区宗教事务，三者组成的统治体系负责全县的行政、宗教、军事等事务。有权修改税收、财政收支、折兑和法律。[1]自此政教统一的政治体系正式形成。
其时，噶丹松赞林寺与地方土司政权关系密切，形成了稳固的政教统治体系。寺院内的座位有专门的名额分配给地主、土司的家族以笼络地方势力，地方势力也定期向寺院供奉财产，形成“福田-施主”关系，二者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联盟。
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主要是农奴与奴隶两种。农奴中有承担官租、缴纳皇粮的“官户民”，归土司管理；另一部分为“教户民”，负责寺院地租和差役。农奴经土司和寺院许可之后，方可自立门户，之后方有权获得土地，成为正户。正户虽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依然被世世代代束缚在份地之上，同时需要承担寺院和土司的“乌拉差”，即无偿劳力。相形之下，奴隶则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直接无条件依附于寺院和土司。
政教体系中暗含着依照血缘纽带和地缘纽带分配宗教资源的逻辑，寺院与地方土司通过给予固定僧额结成的同盟，使得土司的血缘世袭通过僧侣出家制度带入寺院内，寺院内的僧额也实行家族世袭。家族世袭的僧侣以地域为单位结成康参[2]，康参作为地方性僧团组织开始负责地方宗教事务的统筹协调，也作为地方农奴的义务性供养对象。
（二）迪庆藏族自治州建立后的民主改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
解放后藏区实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中甸发生的多次武装叛乱都是以松赞林寺为主要策划场所。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来源于农奴制的既得利益者——地主和僧侣集团。
1957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府正式宣告建立，迪庆开始逐步实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使得藏区的政教统治体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政权。通过阶级斗争和财产没收，农奴制基础上的等级制被推翻，普通的藏民也得以掌握生产资料、掌握政治权利，不再依附于寺院僧侣与地主。寺院和地方政权的政治权力被剥夺，寺院内的武装也由地方政府收编。
迪庆的民主改革和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方面使得寺院成为了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不再享有宗教特权，另一方面，也解放了藏民，使其拥有自给的土地，其潜在的社会后果是弥合了僧俗之间悬殊社会地位，僧俗关系开始由传统的“权威-依附”向互惠平等发展，同样供养关系开始基于藏民的“自愿”的宗教皈依，而非强制性的宗教依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