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村务公开和“难点村”治理成效
时间：2021-06-03 04:01: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有效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村监委会的推广，有效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搭建了预防和治理“难点村”、“薄弱村”的新平台，丰富了村民自治的形式和内容，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实践证明，村民监督委员会已成为整治“难点村”，深化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有效抓手，成为实行村民自治，推进村级民主政治建设的“三驾马车”之一，这一制度的诞生和推广大大推进中国农村民主监督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首先，这一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村民自治机制，提升了村民监督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村委会执行和村民监督委员会监督的“三位一体”的村级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破解了对村级事务缺乏有效监督的难题。
其次，这一制度使村务公开找到了监督平台和有力的抓手，确保了村务公开的全面落实、及时准确、规范有效。据统计，全省监委会共对12138件村级重大事项参与监督，解决了一些村干部“开会一言堂、决策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的问题。
第三，这一制度的建立真正落实了村级事务民主管理的要求，实现了村务管理三个转变，即思想观念由“为民做主”转向“让民做主”，工作方式由“干部包办”转向“群众自治”，工作作风由“发号施令”转向“依靠群众”。
第四，这一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省监委会成立以来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954件。柞水县石瓮子村2008年先后有841人到省、市、县三级上访。监委会成立后，对村民意见大的账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公开，理清了10年来的村级财务，解决了30多件遗留和积累起来的难点问题，及时制止了群体性上访37次，使该村成为省级“零上访示范村”。
通过两年多的实践，监委会的作用已在全省初步显现，全省“薄弱村”由7332个减少到2900个，减少了56.4％，“难点村”由447个减少到207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0.75％。314个“难点村”中已有156个治理达标。
解决了一系列难题
一是解决了村务不公开的问题
村民监督委员会列席村“两委”会议，参与村务研究的全过程，防止村务工作“暗箱操作”，并及时向村民做好宣传解释；对村务公开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确保公开及时、真实、全面；村务公开后，收集、反馈村民意见和建议，便于今后改进完善。村监委会通过参与决策商议、监督决策落实、评议实施结果，实现了事前介入、事中把关、事后评价的全程监督，使监督瞄得更准、跟得更紧、落得更实。
村民监督委员会的建设促进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村民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级组织架构的形成，有效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搭建了预防和治理“难点村”、“薄弱村”的新平台，丰富了村务公开的形式和内容，督促村干部认真履行职责，做到按章理事、依法办事、干净做事。如，长武县部分村过去村务公开不规范甚至不公开，村民对此意见很大，县乡工作组曾多次驻村指导，效果都不理想，形成“翻烧饼”现象。村监委会成立后，协助村“两委”做好财务审核、村务公开和村民思想疏导工作，监督村委会实行“阳光村务”，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81个问题，村情、村貌和民情、民风发生了根本改变。村民们感慨地说：“国家给钱又免税，先要建好监委会。”“村民事情村民管，监督好比‘电子眼’，人人心里有杆秤，干部办事要公正”。
二是解决了管理不民主的问题
村监委会围绕推进民主管理，督促落实“一事一议”等制度，确保村级重大事项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实现了村务管理由“干部包办”向“由民做主”的转变。泾阳县北峪村在建设葡萄基地的过程中，由于群众对土地流转存在疑虑，村“两委”根据村监委会了解和反馈的情况，先后召开了33次党支部、村委会、村监委会和村民代表联席会议，形成成熟意见，提交村民会议决策，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当年就建成近5000亩葡萄园，成为我省土地流转的成功范例。村监委会抓住群众最关心的财务问题，逐笔清理和公开村民意见大的账目，消除了群众疑惑，缓解了干群关系，当年就实现了“零上访”。2009年以来，全省村监委会共提出合理化建议64162条，有47655条被采纳，被群众誉为“活的意见箱”。柞水县石瓮子村多年来一直是远近有名的“上访村”，仅2008年到省、市、县上访的就达841人次。
三是解决了干部不廉洁的问题
村监委会通过督促村干部认真履行职责，做到按章理事、依法办事、干凈做事。特别是监督落实村委会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制度、村民评议村干部制度、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等，有效地防止了村干部腐败行为的发生。2009年，该省村监委会共组织召开评议大会24966次，评议村干部52213人次；协助有关部门对53800多名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根据村监委会提供的线索，1118名村干部受到警示训诫、55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46人受到司法处理。村民监督委员会围绕推进民主管理，督促落实“一事一议”等制度，确保村级重大事项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实现了一些村干部“开会一言堂、决策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的转变。平利县正阳河村过去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村民上访不断。村民监督委员会协助县乡工作组对村财务进行清理，查出不合理开支3万余元，违纪村干部受到严肃处理，村民们拍手称快。
重庆一年啃掉119个“难点村”
按照中央部署，重庆市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始于2009年4月。当时全市排查出376个“难点村”，涉及32个区县。一样的“难点村”，不一样的“难点”。统计显示，这些村存在的问题多达6个方面，涉及村级班子软弱涣散、村务不公开或假公开、干群关系紧张、集体经济薄弱等。这些村，一度是当地各级干部都不敢碰的“硬骨头”。例如黔江区改革村，因为一座桥的连接道走向问题，导致当地两个院落村民发生矛盾纠纷，去年7月被列为市级“难点村”后，又被中央列为全国38个治安“重点”村之一，成为“国家级难点村”。重庆市治理“难点村”因村制宜，采取“一村一策”的工作方法，即针对各个“难点村”的不同情况，逐个研究制定治理方案，不搞一刀切。截至2010年4月底，全市376个“难点村”治理，已完成119个，占任务总数的31.6％。一年时间内，重庆市村级班子软弱涣散、干群关系紧张的119个“难点村”被成功“攻克”，得到全国村务公开办督查组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转发“重庆经验”。
推进村务公开和“难点村”治理要建立长效机制
“难点村”治理难在基层干部
长期以来，提到“难点村”一些基层干部就会感到头痛，认为“难点村”就是“后进村”、“问题村”、“上访村”。甚至有些基层干部认为“难点村”不可救药，谁主持工作都无济于事。毋庸置疑，“难点村”的确存在很多难点问题，比如，历史遗留问题、班子建设问题、民生发展问题、信访积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