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文艺管理研究
时间：2021-05-28 20:03: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艺管理体制研究是一个创新度较大但又是相当难做的课题。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的信息检索来看，相比于文艺学、文艺理论、管理学的研究而言，文艺管理研究成果不多，对该问题系统、学理性的研究较为薄弱，与中国文艺建设与管理的快速发展要求极不相衬。以新时期中国文艺管理作为研究对象，用比较方法对国内外文艺管理的历史、模式、特点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艺管理问题的提出
笔者曾经向一位著名学者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文艺管理成立吗？他说，文艺是艺术家自己的事，创作怎么管理？不要管理。我又问，从政府而言，需不需要对文艺部类发展进行布局？政府有没有责任对文化艺术硬件设施进行必要的建设？需不需要制订政策和法律扶持本国本民族高雅艺术和民族艺术的发展？需不需要组织对外文化交流？在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要不要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再说，作为艺术家，要不要有法律来保护他们的基本创作权益？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文艺管理古已有之。据《周礼》记载，我国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大司乐为首脑的音乐机构，人数达千人以上，里面的分工细密，并有专门进行管理的各级官吏。汉武帝时,专门设立乐府机构,广泛吸收、搜集民间艺人和民间歌舞。北宋的教坊分十三部，设教坊使总管事务，下设副黔辖，都管，掌管仪范三千副职。明代在礼部以下设教坊司，据《明史·职官志》载：“教坊司奉容一人正九品，左右韶午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并从九品掌乐午承应，以北乐户（指未备排演戏曲的人）充之。”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政府直接组织和管理戏剧的创作、演出和评奖。实行“观剧津贴”，发挥戏剧教育群众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官府已经采用法律法令管理艺术演出。之后，历代都有所发展。后魏时，“太乐奏伎，有倡优为愚痴者，帝以非雅戏，诏罢之”。（《魏书》十一）唐初，高宗李治龙朔元年（661年）“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宋代，禁戏的事开始见之于法律条文。明代祝允明在《猥谈》中说到宋代明令禁演南戏《赵征女》。在《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中记载了以严刑拷打、罚俸流放，甚至处死的条文，限制民间演出活动。“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制之。”明代的《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同罪”。清代沿袭了历代禁演的规定，更加严格了有关法令。清顺治九年（1652年）世祖福林就曾经下令严禁“琐语淫词”、“违者从重救治”。
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管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无政府管理阶段，现代管理体系的确立阶段，文化管理的调整、改革阶段。逐步形成了美国的“社会调节型”、法国的“多元交叉型”、瑞士等国的“分权自治型”等多种文艺管理体制。
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0世纪中叶，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欧美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主张自由竞争，无暇顾及也不愿费心去关注文艺管理。在这一阶段，各国均无单独设立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也未制定成文的文化政策和相应法规，官方对文化艺术活动几乎不加过问，任其自由发展。这一阶段为无政府管理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采取各种措施，确立并逐步完善了现代化管理的体系。其主要做法：一是建立官方文化管理机构实施对文化艺术活动的管理。二是通过中介文化代理机构实行间接管理。三是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调节文化政策。这一阶段为现代管理体系的确立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西方文化市场进入了所谓“文化产业化”时代。在此阶段，西方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文化管理体制的调整。这一阶段为改革阶段。一方面，进一步改革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合并管理职能，扩大管理范围，实行大文化概念，加强对文化的干预；另一方面，强调振兴民族文化的政策，加大政府对严肃艺术的支持力度，出台新的文化经济法规，成立有关机构和采取相应措施，着重规范娱乐性文化市场，大力鼓励社会对文化艺术的赞助。
社会主义国家文艺管理自1917年10月苏维埃文化管理的建立开始。20世纪20年代，联共（布）中央把文化视为思想斗争领域，加强了文化领导体制，扩大并强化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权限，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在文化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成为以后苏维埃时代文化管理的突出特点。苏联高度集权制的文化管理：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封闭式文化行政管理网络；二是一切权力（包括人权、财权）均集中在各级文化机关，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节；三是强调文化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接受党的领导，为政治服务。四是文化经费基本上由国家统包，亏损也由国家补贴，文化单位缺乏经营机制和独立核算能力。
中国的文艺管理，是借鉴苏联“中央集权型”，结合中国实际而形成的“党、政、群三位一体”文艺管理体系。这种管理模式产生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经过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逐步从计划型进入转型期从而具有了新的内涵。
文艺管理研究的意义
进入21世纪，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核心话题。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各国对文化软实力的构建高度重视，纷纷调整文化发展战略。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召开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明确把人文—文化发展纳入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把推动文化发展当作各国政府面临新世纪所应做出的承诺。1997年出台的《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10年》，提出进一步促进经济、文化、政治的融合。英国1992年推出《创造性的未来》等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时提出“军事立国”，二战至80年代“经济立国”，到20世纪末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构想。美国联邦机构提出《文化投资：各州的政策创新》。一些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和所谓“国际团结”，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文化扩张政策”，对别国实行文化渗透。而另一些国家为了对付文化大国的“扩张政策”，保持本国的文化个性，也制定相应的保护性政策。某些西方国家对外国影视作品在本国的播映，制定有关限制措施，目的是为了扶持本国电视节目和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如英国BBC广播公司播放本国电视节目一般都在85％以上。加拿大规定引进外国的电视节目不得超过30％。法国制定政策保护民族电影业，抵制美国大片。不同国家不同政党对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艺术作品采取查禁政策。以上事实说明，文艺管理是客观存在的，有其必然性。
当今，我国正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伟大转型期。我国的经济运作方式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产品经济正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变，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在这种条件下，原来的文艺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已经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文艺管理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旧的管理体制，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在今天看来，它缺乏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科学管理意识与科学管理方式。突出表现在管理意识淡薄、管理观念陈旧、管理知识贫乏、管理人才奇缺，文艺立法滞后。政府对艺术单位、团体的统包统管，管办不分，束缚艺术发展的弊端日益明显。具体而言，对艺术单位和艺术从业者的身份和地位的认定欠妥，艺术事业机构的设置和布局不合理，艺术生产目的单一化。文化艺术事业的所有制形式，文化单位内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体制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