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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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关键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政治战略；军事战略
[中图分类号]K2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5-0102-07
陈荣华(1934—)，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苏区史。(江西南昌 330077)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最剧烈的时期，国共两党为争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展开了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篡夺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后，于1928年4月在南京成立由国民党掌控的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以后，便集中力量来进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企图将共产党、红军、红色政权消灭于幼年之时。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同时还进行了“文化围剿”和经济封锁，但前四次“围剿”都被红军的反“围剿”战争粉碎，惟有第五次“围剿”未被红军粉碎，国民党得到了暂时的和局部的胜利，逼使红军撤离原来的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举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因何会在先胜四局的情况下，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呢?其主要原因是：在中共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左”倾机会主义者占据了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地位，特别内是在军事上推行一整套“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完全排斥毛泽东对红军和苏区的领导地位，摒弃毛泽东所提出和实行的一整套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导致了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而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是，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红军作了充分的准备，集中强大的兵力，采取了一系列针对红军“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的战略战术，造成国民党“围剿”军队暂时的局部的胜利。过去，研究者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获胜的原因研讨较少，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从“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到“一再研精战术，周详准备”
国民党发动的四次“围剿”战争均被红军粉碎，不仅损兵折将，而且使大片统治区变成苏维埃区域，引起了南京国民党阵营的极大恐慌。1933年4月1日，江西省国民政府主席熊式辉在给国民党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特急”密电中惊呼：“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师之损失，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前次损失尚不在内。……现在匪势益张，昨复扰及新干，赣东赣西小股逐渐蔓延，坐观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更无可奈何。此种情形，因对日本及恐影响士气关系，尚未尽情宣布，情势严重外间或不尽知，务请中央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即派大员来此剿督。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 [1]
面对“围剿”战争被红军击破，苏维埃区域不断扩大的形势，蒋介石叫苦不迭。在他的《剿匪手本》里不得不承认：“所得结果不惟于匪无损，而且其枭张猖獗有加无已。”他在写给其爱将陈诚的手谕中，更是不顾颜面地哀叹道：“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然而，蒋介石在本钱没有输光之前，是不会轻意言败的。一方面，在“剿匪”的战火硝烟尚在赣南闽西上空弥漫之时，他便匆忙赶赴江西“剿共”前线考察，将视角伸入政治、经济、宣传和民众等领域。他既震惊于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经济弱、武器差的红军“能支持五六年而不溃败”，“实在是他们的组织严密”；又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是一支“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野蛮军队”，“江西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并开始意识到“对红军作战是不能固守老一套的作战方法，想依仗兵力的优势，长驱直入，是行不通的”[2](P197) 。于是，他一反常态，不耻下问，广泛听取其亲信、幕僚、高参和外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和建议。出于对红军作战威力的畏惧，对苏区群众严密组织的畏惧，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威力的畏惧，为了对付革命群众，蒋介石捡起了办理保甲和组织民团的旧货，认为“办理保甲和团队，是匪区最要紧的工作，以后我们的军队，一方面要监督地方长官努力举办，而同时自己要更负起责任来切实实行。” [3](P854)另一方面，向来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在马不停蹄地奔跑于南昌和南京之间的同时，为了打败红军，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地在政治上、军事上“一再精研战术，周祥准备”。从第四次“围剿”战争惨败之日起到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之时，终于提出和形成了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的两个战略战术方针。
二、继续推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战略方针
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略方针，是在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第四次“围剿”开始之际，时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给蒋介石的万言书中，提出“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献策。1932年6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前往汉口途经九江上了庐山，于6月18日在庐山牯岭召集了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西“五省剿共会议”。有何应钦、何成?、陈诚、熊式辉等人从南京前来参加，还有“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的高级军政人员数十人与会。“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在这次会议中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第四次剿共方针” [4](P222) 。虽然采用这一“剿共”方针的第四次“围剿”战争遭到了惨败，但是蒋介石这个“剿共”方针的若干政策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所获得的“随时随地加以活用”的成效仍然有用。例如，利用保甲制度、组织民团，可以“防制共产党对村落居民的煽诱”，“土匪无论是军队的组织、政治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今后我们更应努力的，就是民众的组织。” [4](P223)1933年4月，蒋介石在《剿匪技能之研究》一文中说：“目前，我以为最紧急的，就是对匪区民众的宣传工作。一定要想种种方法转变他们的心理，不仅使他们不倾向匪化，而且要倾向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做剿匪工作。”“‘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目的就是谋求改变共产党蔓延的土壤。”[4](P224)所以，蒋介石在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时，照样搬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作为围攻红军和苏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战略战术方针。从蒋介石所采取的具体反动措施来看，“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强化保甲制度与组织地主武装——民团，是蒋介石实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略方针的基本内容
对于建立保甲制度，早在1931年6月，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不久，蒋介石就坐镇南昌，指派专人研究完备于北宋而盛于清末曾胡与太平军作战之时的保甲制度，草拟法规，并饬令先在江西试行。1932年8月，蒋介石下令颁发了《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实施保甲令》，通令推行保甲制度。同年12月，蒋介石又召集湖北省各县县长在汉口“剿共”司令部“训示”，要他们“效法曾胡精神”，并立即付诸实施。所谓“曾胡精神”，指的是，在清末忠于封建王朝的湖南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胡林翼等组织地主武装——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所使用的战略战术。蒋介石要求“仿效曾胡精神”的具体做法是：“每县以‘民兵’500人组成‘民团’；民团指挥官则由政府在县内遴选有力人士予以任用，政府发给武器以及派遣军事教官担任训练；更以五县为一组制定共同防卫计划”[4](P227) 。战时，民团参加国民党军对红军作战；平时，则在地方上“布告悬赏缉拿共军首脑，颁布‘自新悔改条例’，除对于证据确凿之共军首脑处以死刑外，其余被胁从参加者，得由同族或同村父老三人担保，准予自新”[4](P227) 。在闽赣两省，这类豪绅地主武装称“保安队”、“壮丁队”或“铲共义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