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
时间：2021-05-25 16:04: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一座让中国人民世代铭记的历史丰碑。但它的落脚点选择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抉择过程。当时,参加长征的共四路红军,每一路都经历了多次变化。特别是中央红军曾先后经历了六次大的变化,最终选择陕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变化逐步确定的,是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抉择。激流归大海。其他各路红军按照党中央的抉择,先后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更大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决定落脚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博古、李德等人原计划去湘西落脚,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再实施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采取消极避战,一味西逃的方针,加上指挥笨拙,丧失了许多战机,使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这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一定会由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他在湘、桂、黔三省边境地区预置重兵,布阵以待,“请君入瓮”!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变化,命令中央红军由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北,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出发,挺身而出,同博古、李德等人展开斗争,力主放弃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多数领导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随后,部队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这也是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关于落脚点选择的第一次变化,即从根本上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向湘西落脚的计划,决定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
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胜利到达黔北地区,但却发现该地区地瘠人稀,党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且蒋介石调集了148个团共约40万人的兵力围拢而来,红军在该地区难以立足发展。因此,遵义会议接受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该地区创建新根据地。刘伯承、聂荣臻都是四川人,他们对四川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关于落脚点的选择的第二次变化,也是第三次抉择。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开始由遵义地区北上,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前进。但是,由于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特别是川军以12个旅的兵力严密封锁了长江,北渡长江受阻,中央遂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滇地区进行机动作战,跳出优势敌军的包围圈,乘胜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据此,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从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充分利用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约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确定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按照中共中央会理会议的决定,继续北上,顺利通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12日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川西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这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我国东北调集了大批日军入关,直接威胁平津、威胁华北的安全,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于6月10日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宣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并强调:“如有违背,定予严惩。”7月6日,他们全部承诺了日本帝国主义于6月9日提出的“觉书”要求,达成了卖国求荣的《何梅协定》,将华北的大部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他们按照日本侵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的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等部调往西北“剿共”。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反蒋运动迅速掀起新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抗日救国主张,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遭到严重损失,但自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化险为夷,夺取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士气更加旺盛。红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之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地区,可随时向东向北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和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反“围剿”斗争中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蒋介石尽管还在竭力策划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但是追击中央红军的几十万大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已经远离其中心城市,补给困难,士气颓丧,战斗力大为下降。川陕甘地区之敌军派系复杂,各有各的打算,矛盾重重,协同作战十分困难。所有这些情况都清楚地表明,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并有迅速发展的美好前景。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6月16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强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