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辞性叙事研究角度重审《洛丽塔》中的不可靠叙述
时间：2021-04-08 00: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俄裔作家纳博科夫名作《洛丽塔》中的不可靠叙述研究一直以来吸引了很多国内外评论者的关注。根据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研究相关理论，小说中的主人公亨伯特同时具备人物和叙述的双重功能，因此仅从论证亨伯特作为《洛丽塔》小说人物的身份不可靠，并不足以从叙事话语层面全面阐释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故而依托费伦关于不可靠叙述的三大轴理论补充说明《洛丽塔》小说在叙述层面的不可靠特性。
关键词：《洛丽塔》 修辞性研究派别 詹姆斯·费伦 不可靠叙述
俄裔作家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20世纪中叶活跃于美国文坛，1955年《洛丽塔》（以下简称《洛》）的问世使他闻名天下，该作品被批评界普遍认为是后现代的经典之作。《洛》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亨伯特因为童年的恋爱经历，爱上了房东黑兹太太的女儿洛丽塔，为了得到洛丽塔，他与黑兹太太结婚，并在对方意外死亡后获得了洛丽塔的监护权，如愿地占有了她。之后洛丽塔逃走，亨伯特在故事的最终见到了洛丽塔并终结了情敌奎尔蒂的性命。在狱中，亨伯特决定写一部回忆录，来回忆自己的一生。在这个故事的叙述中，叙述者和人物都是亨伯特，亨伯特在小说中将自己的主观情绪极大地表现出来，对洛丽塔既迷恋、赞美，又斥责、贬低，言谈记录明显受到情绪的影响，被批评界普遍认为是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里蒙·凯南曾说过：“不可靠的叙述者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他所讲述的故事或对于故事的评论，读者有理由怀疑。”
不可靠叙述从概念提出伊始便成为西方叙事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绝大多数关于《洛》中不可靠叙述的研究论文或专著都只列举了亨伯特作为人物本身的身份的不可靠，由此推导出其所有的判断、事实、认知方面的叙述都不可靠，从而论证出本书的不可靠叙事。如国内研究权威汪小玲教授在其专著《纳博科夫小说艺术研究》的“不可靠叙述者”部分集中详细地分析了《洛》中主要叙述者亨伯特在身份方面的不可靠，即问题型叙述者，拥有如精神病患者、阶下囚、恋童癖患者等诸多不可靠因素。
然而根据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人物功能与叙述功能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因此，仅从人物的不可靠身份出发，并不足以得出叙述层面的不可靠特征。美国叙事理论权威詹姆斯·费伦是秉承“芝加哥学派”的衣钵，成为后经典修辞性叙事学的权威人物，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学以“其综合性、动态性和开放性成为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的一大亮点”。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学》一书中特地增加了一个区分，区分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人物的功能和作为叙述者功能的不同作用，即人物功能与叙述者功能实际上可以独立运作。这种观点有助于读者更为准确地阐释作品，更好地解读“我”的复杂多面性。申丹教授强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与“人物”是第一人称叙述中“我”的两种不同功用。正因如此，仅仅从人物身份的不可靠就直接推断其叙述层面的不可靠特征是远远不够的。以下，笔者将依托费伦关于不可靠叙述的三大轴，即事实轴、判断轴、感知轴等三个方面来补充论证亨伯特作为叙述者与其作为人物同样的不可靠特性。
詹姆斯·费伦发展了布思于1961年提出的不可靠叙述，作为美国叙事理论权威，他在事实轴、判断轴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沿着这三大轴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即：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以及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
一、事件/事实轴层面
1.错误报道
《洛》中亨伯特叙述中错误的报道在文本中比比皆是。“二号证物是一本袖珍日记……我一提到这个马萨诸塞州布兰克顿市布兰克布兰克公司的美妙产品，仿佛它就在眼前。”实际上马萨诸塞州并没有这样一个市，而布兰克布兰克（Blank Blank）英文意义为“空白”，纯属叙述者的杜撰。而这种空穴来风的杜撰并非孤例，在叙述自己小时候阅读书本时，叙述者亨伯特描述了一本皮雄的作品《人性之美》，这本据说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书籍，也并不存在，甚至所谓的作家“皮雄”在法语发音中与俚语“nichon”同音，意为“女性的乳房”。甚至原本严肃的法律条文在叙述中也出现了变形，在文中提及的《青少年法案》中，“少女”被定义为“八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女童”，而该法案的实际定义“少年”为十四岁以下，并未明确定义“少女”，很明显这个错误的引用是为了证实叙述者亨伯特个人对于该年龄层少女的偏好，这种杜撰明显属于事实层面的错误报道。
2.不充分报道
不充分报道是事实轴层面另一个亚类型，即叙述者对所叙述的事实“假装不知道”，“比之叙述聚焦能够给出的信息要少，并不是说漏掉整个事件，而是刻意忽略事件中的一些要素”，给读者提供不充分的话语信息。如亨伯特在狱中写作此书时，显然已知道拐走洛丽塔的人是谁，但他不动声色，详细地叙述他对这个未知的仇人的追踪，直到两年后，亨伯特再见洛丽塔追问那个人的名字，“她用一种无声的低音呼出了那个人的名字，聪明的读者早就猜到了……我，同样，一直知道，又从未意识到”。
文中还有一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文本的前半部分，亨伯特在叙述1935年期间与前妻瓦莱契卡离婚后的生活时，毫无征兆地插叙跳跃到了在监狱的图书馆中他抄写的一本书，“克莱尔·奎尔蒂，美国戏剧家……多罗雷斯·奎因，1882年生于俄亥俄州戴顿市……我爱人的名字，竟在某位女演员老巫婆后面……生于1935年，参加演出《被谋杀的剧作家》。贱人奎因。犯下谋杀奎尔蒂的罪”。译者在此处的注释中标明，以上几段文字充满了潜台词，读者在读完整本小说后再看这几段，定会有所发现。看完整本书，读者会了解到克莱尔·奎尔蒂就是亨伯特苦苦追寻的仇人，身份是剧作家，拐走了他心爱的洛丽塔，后者应该是嫁给了奎尔蒂，名字从多罗雷斯·黑兹改为多罗雷斯·奎因，在这段叙述中还透露出，亨伯特最终杀死了剧作家奎尔蒂。此处充分解释了亨伯特在叙述者层面“知而不报”的不可靠叙述特征。
二、价值/判断轴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