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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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这样，不仅及时纠正了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风起“义合”
1947年7月底，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役后，根据党中央小河会议决定而离开前线，回中共中央西北局主持工作。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
陕甘宁边区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经济比较贫穷的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陕甘宁边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西北局根据边区农村实际，适时贯彻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减轻了农民受剥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经济，在农村出现的阶级结构变化中，中农逐渐成为乡村中的主要成分，这一情况是陕甘宁边区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向各解放区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有针对性地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同时，对一般地主的土地还采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征购，然后分配给农民。这一系列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稳步推进，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的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一场变革土地关系的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1947年9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县城，至10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的整个绥德分区已全部收复。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山西离石县等地西渡黄河，回驻绥德县义合镇一带。
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给农民。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1月1日在义合镇的薛家渠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时称义合会议。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表了布告。
但是，义合会议期间，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地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造成了会后在边区一度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法。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以后曾检讨性地说过这样的话：“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左”的做法，成为合法系统的经验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
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作为典型事例进行宣扬。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叫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人之一的习仲勋，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义合会议后，各分区、县也召开了会议，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绥德县在土改中甚至斗争了担任陕甘宁边区副议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工商业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让民兵吊地主，打干部。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被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指绥德分区以招收干部子弟为主的小学）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虽然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
针对一些地方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习仲勋陷入深深思考之中。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其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被批斗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尽管习仲勋做了一定努力，但对于彻底扭转“左”的思潮，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他自己更是焦虑不安，苦苦斟酌着应对这一新形势新问题的妙计良策。
正在土改政策出现偏差和摇摆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感到兴奋的是，关于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讨论与确定，被列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12月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25日，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他着重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27日，任弼时在会上发言，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28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作结论说，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的“左”的偏向。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