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干部群体与右江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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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辛亥革命以后，广西连年混战，桂境处于各系军阀涿鹿之地。1924年，相继被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广东军阀陈炯明、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势力所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壮族地区的早期革命斗争，主要是由韦拔群领导发起的。也正因如此，逐渐形成一支主要由广西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干部，跟随中国共产党一同开展武装革命并成功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坚定革命信念，积极参与右江苏维埃政府各项建设，逐渐在党政军领导干部共同构成了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创建和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进程中，这些壮族干部始终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壮族;干部
　　在谈及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构成时，必须得缕清后来被称为少数民族一一壮族（当时被称为“土人”或者“僮人”）的由来。民国时期，新桂系当局曾对本省的少数民族和人口数量作过几次粗略的统计，根据1933年广西统计局编辑出版的《广西年鉴》第一回记载了徭、苗、童作为原住民族，童则分居西部山地，是族多与汉人同化，尚未同化之童人，为数亦不过数千，总计本省各地之原始民族总数约五万至七万人。在接下来1935年出版的广西年鉴第二回中有记录，本省民族有汉、徸、瑶、苗、侗、彾、倮?等民族，除了汉族以外，少数民族人口约为六万人。再根据1946年出版的《广西年鉴》第三回数据统计，广西全省少数民族有僮、瑶、苗、侗、伶、倮等族，人口为32.26万。当时新桂系并不视僮人（即后来的壮族）为少数民族，认为“僮人之大部分虽仍操僮语，但能兼通汉语者极多。此族除极少数生僮外，文化已完全与汉人同化融合。又僮汉通婚，极为普遍，因而广西境内乃另有多数之混血民族”。所以在官方的数据统计上，认为壮族“大半已与汉人同化”，由此不再以一个独立的民族进行人口统计，直接纳入汉族人口的统计范围，然后把省内的苗、瑶、侗等少数民族称为“特种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故而在官方的民族甄别工作和记录当中，把壮族归在汉族之内亦或视为汉族的一个分支也不足为奇了。直到新中国成立，民族识别专家经过一段曲折而复杂的民族识别工作后，僮族作为我国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其身份和地位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1965年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将“僮”字改为“壮”字，得到了本族内各方面的赞同。同年10月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僮族”统一更改为“壮族”，由此沿用至今。
　　一、右江地区壮族干部群体来源与党组织建立
　　（一）本地革命知识分子返乡动员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国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热潮的兴起，远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求学的广西籍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相应成倍的增加。也正基于这种大环境背景下，曾率领家乡子弟参与护国战争并从贵州讲武堂毕业后的韦拔群，因不满分配至黔军张毅部过旧军队生活，且在军中宣传革命思想，事泄后弃职出走，到上海投奔孫中山。但因当时国民党本部已迁至广州，孙中山与之并往，韦拔群进而中转南下广州再度寻访。1920年10月，韦拔群在参加了孙中山、廖仲恺支持的以驱逐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担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积极投入到反对旧桂系军阀革命活动当中，后随新委任的广西省长马君武从广州回到南宁。在南宁期间，马君武先后委任韦拔群为南丹、东兰县长，他均坚辞不就，并于9月离开南宁回到东兰。韦拔群多次婉拒马君武委任县长之职，这与广西当时的政治生态有着极大关联。马君武兼摄军务，实际自己没有部队，当时计划收编散军及招抚绿林，作为实力，但苦于经济，也就一无所成。军事谈不上了，至于政治，其命令不特不可能到达各县，就是在南宁范围内也都受着各种的制肘。其它勿论，且就发放县长来说：每县的县长，须由驻邕的最高军事机关任命，或由各县的驻防司令推荐，如果直接由省长委任，往往要遭到当地驻防军队的拒绝，不能接事的。韦拔群早已洞察到粤桂战争之后广西政局的混乱不堪，所以才决心返乡从事农民运动。
　　韦拔群回到东兰后“鉴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之横暴，乃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及国民自卫军，与贪污土劣相奋斗”，他联络了同乡的壮族青年陈伯明（陈新图）、黄大权（黄子衡）、黄孟儒、牙苏民（牙玉玑）、黄树林（黄孟衡）、韦命周（韦介新）、黄汉英、覃孔贤（覃圣哲）、陈守和、黄绍文、黄榜巍、梁士书、陈树兰、韦钟瑶、陈毓藻、韦午元、陈锡元等人，组织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这些人员也是广西右江地区最早一批壮族干部群体的骨干成员。此后，他们先后举行“三三同盟”和“九九同盟”并有针对地清算大土豪杜瑶甫与韦龙甫，进一步开展革命宣传。在清算韦龙甫的过程中，由于反动县长和刘日福驻扎东兰的反动军队对其庇护而清算失败。1923年春，韦拔群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东兰公民会”，在原“国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人数达千余人。不久，韦拔群召集各区自卫团负责人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黄榜巍等人举行会议，决定武装攻打县衙门，并于1923年旧历5月、6月和10月先后组织农民三次武装攻打县城。韦拔群的“僭越”之举刺激并激怒了土豪劣绅，他们污蔑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是“吾隘劳农社会党作乱”，并呈报省政府，省长张其锽听信刘日福和东兰贪官豪绅的诬告，于1924年2月下令通缉韦拔群等人，镇压东兰农运。革命由此转入低潮，韦拔群和陈伯民遂离开了东兰。
　　（二）设立农民协会和开办农讲所
　　1924年秋，韦拔群、陈伯民秘密来到广州，之后进入到第三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由此而学习到澎湃在海陆丰地区开展农运工作的一些经验。结业后，由当时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委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回广西工作。回到东兰后，随即将将从广州带回来的各种文件资料进行印刷，散发到东兰的各个地方，并组织革命骨干开展宣传。1925年8月13日，东兰县第一届农民协会在武篆区成立，下辖11个区134个乡农民协会，会员总数多达78345人。农民协会设有军事部，下属各乡、区也均设有军事委员。陈伯民出任协会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部长兼委员，其他委员分别是韦命周、黄树林、黄孟儒、黄书祥、黄大权、黄榜呈、黄绍文、陈守和、陈锡元，以上领导干部均为壮族。为适应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进一步培养农运骨干，韦拔群和陈伯民于9月15日在北帝岩举办了第一届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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