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南土窑陶瓷烧造技艺的衰落与传承中断问题
时间：2021-01-07 00:00: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自清代“改土归流”后，外来陶瓷手工业者进入鄂西南山区地带，当地陶瓷行业开始被官方史志记载，一个世纪以来的民间记忆也从多个角度生动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从这些材料来看，导致土窑陶瓷行业兴衰的原因有很多，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瓷窑所普遍具有的山地社会属性。瓷窑适应了山地社会环境，必然也就接受其区域封闭性为其自身惯习的一部分。在现代化交通不断朝山区腹地延伸的进程中，它们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即使进行技术革新，使其达到日用细瓷质量标准，也无法挽救其衰落的命运，制瓷技艺的传承也被迫中断。因此，对山地社会而言，想要重振民间陶瓷产业，一味按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思路去走是不可行的。
关键词：土窑陶瓷;衰落;山地社会;传承中断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6-0047-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6.009
鄂西南地区位于武陵山脉与巫山山脉交汇之处，土家族、汉族、苗族、侗族等民族世居于此，素有“历史的沉积地”之称，该地域目前主要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恩施、利川二市、巴东、建始、鹤峰、宣恩、来凤、咸丰六县以及宜昌市管辖范围内的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组成。鄂西南地区先民使用陶瓷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湖北长阳桅杆坪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堆积中就出土了距今 1 万年左右的陶器。[1]。巴东楠木园、吴家坝等出土的倒焰窑与半倒焰窑遗址反映出这一地区的人至少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独立建窑和烧造陶瓷产品的工艺技能。[2]唐宋时期该地区均有陶瓷文物的出土，但陶瓷烧造难于见诸图史。自清雍正十年“改土归流”以后至宣统年间，因土司被废，峒境开放，鄂西南各地相继有了瓷窑的官方文本和民间的双重记忆。至民国期间，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乱形势所迫，来自沦陷区的大批难民、驻军和工商企业涌入鄂西南地区，导致该地移民进程加剧，市场消费需求明显增强，当地民间陶瓷烧造技艺受到官方和民间两方面的影响，技术水平进一步得到发展，恩施柳州城、映马池、利川磁洞沟、宣恩晓关等几个重要的土窑陶瓷产地开始形成，并与川东（今重庆）的万县（今万州）和奉节、湖南醴陵及江西景德镇等地一直保持着“高频低调”的民间陶瓷文化接触。然而，随着清代中晚期、抗战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次陶瓷生产高峰之后，鄂西南山区的陶瓷产业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迈向难以挽回的衰落。
“民间土窑陶瓷为什么会衰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并不是为了刻舟求剑地去解决未来土窑陶瓷产品如何量产和建立自动化生产线的问题，而是为了了解土窑陶瓷工艺和瓷窑在具体的乡土环境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它们的生存和毁灭？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使其在今天和未来找到新的生存之路？
“瓷窑的衰落”的确是一个既可以“总而言之”，又可以具体微观化的问题。总体而言，现代化浪潮波及之处，传统手工艺根本无法与之对抗，其当时的消亡可以说是必然趋势。但若说其具体微观的复杂性，又是因为具体到每个瓷窑的兴衰，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适应山地社会的生存，当地山民传统日常之所需，是山地瓷窑根深蒂固的生产法则，这一点，与丘陵地带的瓷窑非常不同。鄂西南各瓷窑具有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特点，由于无法适应时代的改变，在经历了20世纪中叶的最后繁荣期之后，这些瓷窑大都随着公路交通设施的日臻完善而被迅速淹没于现代化浪潮之中，处在即将被人们彻底遗忘的边缘。
一、当代学者对近现代民间瓷窑衰落问题的研究概述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通过援引向焯的《景德镇陶业纪事》材料强调清末民初之际中国税制不统一导致内地关税重重而外商畅行无阻为陶业凋敝的原因之一[3]622，而另一重要原因是业内技术保守不求改进，且相互保密，以致失传。“总之，内忧外患使我国陶瓷业蒙受了致命的斲伤，不仅各地民窑纷纷倒闭，而且艺术风格也一落千丈，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3]633。
方李莉在《景德镇民窑》一书中提出，早在清代晚期，景德镇民窑业的发展就已经走向低谷了，她将导致其衰败的原因至少归纳为三个方面：封建制度的桎梏、市场的萧条、高岭山采矿业的衰落。她认为：“此时的民窑一方面面临国家的动荡，市场的萧条，另一方面面临原料的短缺。使其生产一落千丈，陶工们生活艰辛便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富有创造性，并生产出优质的瓷器？”[4]130
刘畅《鄂西陶艺开发应用探析》一文是目前为止唯一一篇专就鄂西南地区民间陶艺进行总体介绍和研究的论文， 雖然文章没有专就土窑陶瓷的没落问题展开研究，但主张“鄂西陶瓷业在 20 世纪的历程同中国陶瓷整体兴衰是一致的”，同时认为“恩施州的陶瓷生产局限于日用生活用品，工艺简单粗糙，附加值不高，对资源开发是破坏性的。”[5]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都关注到中国陶瓷业整体结构性的衰落与近代以来的国家制度、民间制造观念和宏观经济场域的布局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个案和微观场域与国运之间的整体节奏一致性。但是否有与宏观整体相左或节奏不一致的情况，尚无专门论述。
二、鄂西南各地土瓷窑的分布与基本历史
在鄂西南各地县志记载中，历史最早的瓷窑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出现的五峰县天坑舷窑厂。[6]五峰虽然是山区县，但却紧邻江汉平原，在古代更容易接触到先进的陶瓷烧造技术。“雍正十三年”刚好位于鄂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时间节点之后，这反映出“改土归流”政策对陶瓷烧造技艺重新进入鄂西南多民族世居地区的影响力存在之假设不仅在时间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而且在迹象上也是十分明显的。
恩施市七里坪乡映马池瓷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清同治年间[7]，按当地目前健在的最年长的陶瓷师傅邓定江的说法，最早开窑者可能是万县（今重庆万州）人黄开泰，他所开的第一口瓷窑位于柳州城和映马池两村之间的马尾坝。紧随黄氏之后开窑烧瓷的是世居该地的土家族人谭有达，此后当地陆续形成谭、李、杨、王四大姓瓷窑世家及其所开设的十余处瓷窑（1949年以前共开窑10处，磨刀石村3处，映马池村7处，1949年以后合作化运动将磨刀石三窑合并为国营陶瓷厂，新开窑2处，鼎盛时有12处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