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夹缝之中,独立前行:周作人

　　周建人小档案 　　生于1888年，绍兴人。鲁迅三弟。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984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生活中的周建人言语不多，饮食随意，毅力坚韧，性情耿介，不善交游，在外人看来有点“硬”。他为人低调朴实，做事严谨廉洁。世人喜欢称之为“周建老”。
　　他一生勤学不已，记忆力惊人，精通英、德两种语言，多有译作，长于书法，爱好下棋。他客厅中挂着一副跟随他一生的对联：“士穷节乃见，民主安无倾。”是他自我的精神写照。
　　周建人一生为学、为官各有建树――他靠自学成才，著述涉及哲学、生物、文艺、科普、翻译等；他以学者入仕，做过部长、省长等，以清廉著称。
　　女儿们认为周建人不是一个政治家，她们眼中的父亲是一个追求真理、追求正义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学者。
　　谁是周建人
　　 2008年11月11日，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纪念周建人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位隐身于历史多年的人物，再次走到了公众面前。谁是周建人？这个座谈会给出了一个答案――对外发布的消息称他是“民进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坚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
　　 民进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称。1945年，五十七岁的周建人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赵朴初、雷洁琼等人在上海商议创办了民进。这是一个以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民进的纲领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身为创始人以及后来的领导者，周建人一生追求的核心价值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教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至1967年出任浙江省省长。
　　 在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建人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和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周建人勤于笔耕，著有《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科学杂谈》、《进化与退化》、《哺乳动物图谱》、《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等书。译有《物种起源》（合译）、《吸血节足动物》、《生物进化论》、《原形体》、《生物学与人生问题》、《优生学》、《赫胥黎传》、《新哲学手册》等著作。
　　 周建人有两个著名的哥哥――大哥叫周树人，笔名叫鲁迅；二哥叫周作人，笔名叫知堂。
　　周建人的家世
　　 1888年，周建人生于浙江绍兴。那时正值清朝末期，周家在绍兴已生根发展了七百多年，是绍兴的望族大户，也是官绅世家，在当地颇有影响。
　　 历史上，周家官做得最大的人，是周建人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他出身翰林，做过江西某县的知县，后来又到北京当上了内阁中书。后来一件偶然的事，让他身陷囹圄，差点掉了脑袋，从此，周家一蹶不振，陷入了谷底。
　　 事情发生在1894年，此时的周福清按照清廷章程，正居家守丧。当时绍兴府有马、顾、陈、孙、章五姓大家，互为亲友，这几家想在这年的乡试中，为自己的孩子弄个举人名分，考虑到这些孩子学业不佳，他们就动了邪念，商议准备联合起来，行贿主考官，希望走走后门，解决孩子的前程问题。合该周家出事，那一年，到浙江监考的官员，恰好是周福清的朋友。几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相约找到了周福清，请他出面操办此事。周福清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给主考官写信“通关”，信写好了，他鬼使神差地在照顾的名单后面加上了自己的儿子周伯宜（即周建人的父亲），想借此也为儿子谋个功名。
　　 不料，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那样。对于此事，周建人的哥哥周作人曾有记录：
　　 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
　　 本来是双方默契的事，没想到送信的家丁不懂事，大喊大叫要收据，监考官此时正和副主考在聊天，信放在桌上故意没有打开，听家丁这么一喊，只好当面拆开信函，结果藏在里面的银票露出来了，导致事情败露。于是，周福清被判了“斩监候”，举家震惊，乱成一团。周建人的父亲周伯宜只好变卖家产，设法营救，这才使周福清免于一死。周福清在监狱坐了七年，生生地把一个充满生机的家庭败坏了。
　　 周伯宜卖光家产救出了父亲，但他也因此心力交瘁，很快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与寡母相依为命。
　　 后来，周伯宜的三个儿子陆续登上社会大舞台，他们靠着天资和努力，渐渐成为当时的活跃人物，领一时之风骚。周建人的两个哥哥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且还都曾入仕为官――鲁迅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里当过科长，周作人则在伪政权里做过教育委员会的长官（当然这是为人所不齿的）。
　　周建人的为官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仕途很顺。他开始被高层看重，先后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等职。更于1958年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直到“文革”开始才卸任。短暂沉寂后，他又连续担任了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建人的好友柯灵对他职务的变化，有过精彩的叙写：“他无意追求权位，而权位送上门来。境况的变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样丝毫未变，就是他的书生本色。”
　　 柯灵认为周建人的本色是书生，预示着周建人的为官之道是踉跄蹒跚的，因为书生意气和官场厚黑不相容。
　　 1958年，已经七十岁的周建人被任命为浙江省省长，直到“文革”开始。他在浙江主政十年，这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像省长这样的高官，大都是由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革命担任，虽然周建人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他的公开身份还是民主人士。由一个民主人士出任一个大省的正职，周建人恐怕是唯一。
　　 据说周建人几次恳辞不就，说“我不会做”，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我不会做”，是周建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的是不会周旋于官场。但他确实做到了严于律己。
　　 周建人出任省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他把家搬到了杭州。按照规定，他并非一定要这么做，他完全可以在北京留一套房子。但周建人执意要把北京的房子退掉，否则他心不安，好像占了公家的便宜。同时，他还执意让夫人王蕴如辞职，随他到杭州。其时，王蕴如在高教部工作，即便她不辞职，随丈夫一起到杭州照顾他的起居，也是符合当时政策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政策不允，稍稍变通后调转一下夫人的工作也是可行的，完全不必要辞职。但周建人力主夫人辞职。结果，王蕴如从此失去了公职，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待遇，连退休金也没有。
　　 1984年周建人去世后，按照规定，国家每月给王蕴如一百元补助，聊补生活之需。这补助共拿了六年，直到王蕴如去世。
　　 周建人回到家乡当省长，最高兴的莫过于家乡的亲属。一次，他的一个本家亲戚兴冲冲地从家乡赶来找他，见面后，亲戚提出，不回乡下了，要留在杭州，给他当账房先生，理财管账。亲戚说，你一个堂堂的省长，比过去的知县、知府官大多了，俸禄自不会少，各色人等送上来的礼钱也不会少，怎么能没有一个账房先生呢！
　　 周建人听后，先是一怔，接着哈哈大笑，他说：“我家就我和妻子两个人，平常就是买点菜，没别的事，我有什么账可管啊，你以为我是国民党的官啊。”
　　 好说歹说，总算把亲戚劝了回去。
　　 当了省长的周建人，一如既往秉持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原则行事，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很另类，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硬道理。他不肯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也不肯迁就现实，所以在省长这个位子上他如坐针毡。
　　 周建人早年写过一篇有关鲁迅的文章，记叙的是鲁迅在教育部任科长时的一件事。当时，鲁迅的上司拿给他一个公文，要他签批，鲁迅看了一下公文，说不能批准，当面拒绝了。
　　 周建人评价说：“这种举动由旧日做官的看来，可以说是不照做官的规矩……要这样做，首先是须具备这一些条件，即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及不怕因此而来的压迫。这勇气适是和站在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方面是分不开的，因此也就理直气壮。”
　　 看来，这兄弟俩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显然，对官场规则，周建人不是不知，而是不为。
　　 他的夫人王蕴如曾说：“他是个好党员，但是，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
　　而地方领导也有言：“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造成乔峰老人（周建人）和党（指党的某些干部）的距离。”另一位则讲得更直接：“他太单纯了。”
　　周建人曾对家人说：“我不想做官，也不善于当官，最好当一个大学校长，或者是当图书馆馆长。”
　　为了摆脱困窘，周建人在任省长期间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辞职返京，可惜未能如愿。而且，他不想做官，官却偏偏越做越大，直至当上了国家领导人。
　　 1980年，周建人再次向中央提出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1980年9月1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和蔡畅。
　　周建人的为人
　　 笔者翻阅一些周建人的图片时，发现他总是很严肃地端坐着，表情冷峻，脸上线条很硬，鲜有笑容，看上去很是孤傲。
　　 追溯周建人的性格特点，必须回到他少年时的家庭和成长环境。祖父入狱时，周建人五岁，父亲去世时，他八岁，正是需要长辈教导关心的年龄，然而，“无父何怙”？
　　 好在周家是个大家庭，有亲戚襄助，不至于衣食无着，但是精神和心灵上的孤独，就不被外人所知了。
　　 两个哥哥在外求学，要求周建人留在家里照顾寡母，周建人答应了。他十七岁时就在乡间当了教书先生，开始自立，挣钱养活自己，养家糊口。
　　 周建人给人的印象，是谦谦君子，为人平和低调，不事张扬，有长者之风。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立体的，远不是表象那么简单。六十岁之前，周建人一直在为生活打拼，做编辑、写文章、当教师，挣钱养家。他性格倔犟，年轻时随母赴京，走得很坚决；在京时因与第一个太太生活不如意，家庭不和，他抛妇弃子，只身离京赴沪，也没有犹豫；新中国成立前，他携妻带女，冒险离开上海到解放区，走得还是很果断。女儿周蕖评价父亲说：“他性格很硬。”女婿顾明远说：“他比较倔，不愿意做的事绝对不做。”
　　 周建人性格中有硬的一面，也有柔软的一面。他与人相处，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处处为别人着想。他喜欢和普通老百姓交往，却很少与官场的人来往。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往来较多的是叶圣陶、茅盾、杨之华等几位老朋友。怕老友们不便，周建人经常是自己主动前去看望。友人登门，他都是早早迎候，唯恐失礼。老家的乡亲来看他，他更是盛情招待。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周建人很是伤心。他非常敬重陈毅，早在抗战时期，他在上海失业了，想到解放区去，但是因他有肺病，行动不方便，陈毅得知后，专门派人送来一千块钱，让他养病，劝他说，解放区条件艰苦，不利于养病，还是留在上海为好。对于陈毅的义举，周建人一直心怀感激。然而，举行陈毅追悼会那天，有关部门以为周建人在杭州，没有通知他参加，这让他很是恼火，他一路追问，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直至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当面给他道歉才罢。为了弥补遗憾，周建人专门到医院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才稍觉心安。
　　 周建人和嫂子许广平、侄子周海婴也有来往。他比许广平大几岁，因此对许广平直呼其名。周海婴跟他很亲近，叫他“三爹”。而周建人的几个女儿则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管许广平叫“妈妈”。在北京，周海婴过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三爹”。但周建人和周作人及其家里人，则一直没有来往，子女之间也不交往。
　　周氏三兄弟之间
　　 谈到周建人，不能不谈他的两个哥哥――鲁迅和周作人。这二人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几乎左右着周建人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鲁迅，他的影响伴随了周建人的一生。直到现在，介绍周建人时，前面仍会被加上他是谁谁谁的弟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鲁迅好比是太阳，周作人是月亮，周建人则是星星。周建人被两位哥哥笼罩着，他一直努力想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徒劳无益――对于种种宣传和送上门的优惠，他无力阻拦，也无法挣脱，只能消受。
　　 周氏三兄弟各有所长，也各有命运。鲁迅与周作人都博有文名，是文化界的旗手和栋梁，周建人则一直在两位哥哥的盛名之下，夹缝之中，名位略显尴尬。世人对三人的评价也各有千秋：鲁迅心怀民族之魂，被推上圣坛，被万人景仰；周作人则因为附逆，身败名裂，遭千夫所指。周建人一生谨慎，先抑后扬，终得颐享天年。
　　 一门三杰，举世罕见。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人都选择了以写作为生，而且，还都成就了一番大业。
　　 兄弟三人都是写作高手，冯雪峰说：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张中行先生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种褒扬，二人当之无愧。
　　 周建人的文章自然无法和两位兄长相比，但是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撰写科学文章，自成一格。
　　 三兄弟都善著文，但内容有异，文风不同。鲁迅行文常带怒气，以批判社会为己任；作人行文常带人气，以宣扬人性为宗旨；建人行文常带真气，以转播科学为目的。
　　 有意思的是三兄弟最后的结局。鲁迅殁时五十五岁，周作人去世时八十二岁，周建人寿长，九十六岁离世。三人都有遗嘱。
　　 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的遗嘱是：
　　 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周建人的后人
　　 周建人和夫人王蕴如育有三个女儿。如今，大女儿周晔、二女儿周瑾都已去世，只剩下三女儿周蕖。
　　 周家的三个女儿都出生在上海，并在上海读中学和小学。1948年，周建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带一家人离开上海，前往党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二女儿周瑾、小女儿周蕖中断学业随他一起前往，大女儿周晔此时已经参军。
　　 周晔1924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周晔随父母到北京，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任总工会妇女部部长杨之华的秘书。1958年，爱好写作的周晔被调到《工人日报》当记者。后来，周建人被安排到浙江省当省长，为了照顾年逾七旬的老父亲，周晔又调到浙江的一个杂志社当了编辑。
　　 周晔的丈夫叫张攸民，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在铁道部铁道科学院工作。1958年曾到苏联留学，归国后到上海涡轮机研究所工作，后任研究所副所长。
　　 周建人返京后，周晔不愿意到北京工作，便随丈夫到了上海，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文革”后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
　　 1981年，周晔辞去译文出版社社长一职，专事写作。这期间，她整理完成了《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1984年，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大，被称为是一部研究鲁迅故家以及鲁迅著作中的人物、背景、思想最有权威性的书。随后，周晔又根据母亲王蕴如的回忆，整理完成了《鲁迅在上海》，出版后也引起不小的反响。
　　 周建人的二女儿周瑾1927年出生，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1948年她中断学业随父亲一起离开上海到西柏坡。新中国成立后，她选择了参军，后在解放军某卫生部门工作。1954年，周瑾被选送到苏联留学，主攻化学制药专业，归国后被分配到某药物研究所，后担任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周瑾的丈夫金经得也是军人。他们两人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同学。金经得毕业后即参军，曾在空军司令刘亚楼身边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保健医生，后曾任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空军司令部门诊主任等职。周瑾于2001年去世。
　　 周建人的小女儿周蕖1932出生，1948年随父母去了西柏坡，当时她正读高中一年级，在西柏坡本应接着读书，但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说：马上就解放了，你就别在这里上学了，等到了北平再去上学吧。1951年周蕖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未读即被派到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幼儿学前教育专业，同在这所学校教育系的共有四个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叫顾明远，后来成了周蕖的丈夫，还有一个叫朱敏，是朱德元帅的女儿。
　　 回国后，周蕖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幼儿教育教学和研究，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担任教授。从普通教师到教授，周蕖一干就是四十余年，1992年退休。
　　 此外，周建人与前妻羽太芳子育有四个儿女（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胞妹。1912年5月，因羽太信子分娩需人照顾，羽太芳子由其兄羽太重久陪同，从东京来到绍兴，后来成了周建人的第一个夫人）：长子周冲（1915年2月生，当年夭亡），长女周鞠子(又名马理，1917年11月生，1976年去世），次子周丰二（1919年5月生，已退休多年），三子周丰三（1922年2月生，1941年3月24日自杀）。■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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