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共首任女保卫部长”王会悟|保卫部长
时间：2020-08-17 07:19: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到我的家乡嘉兴去开会怎么样……”中共一大召开时，王会悟的一条提议，使得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位有着“中共首任女保卫部长”、“一大幕后功臣”美誉的传奇人物与陈独秀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交往呢？
一
1920年春，有着“中国通”之称的维经斯基赴华进行调研。到达中国后，他拜访了李大钊，后又由李大钊引荐赴上海拜见陈独秀，一起讨论中国的建党问题。
此后，陈独秀开始秘密“招兵买马”。求贤若渴的他，一开始便想到了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秘书的王会悟。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平民家庭，其父王彦臣是一位晚清秀才，靠教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王父思想开明，王会悟从小没有缠过脚，并被允许进入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
当时，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是王会悟最喜欢的报刊之一。王会悟曾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豪情。接到王会悟的来信后，陈独秀异常欣喜，曾自豪地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回信赞扬王会悟“胆子大”，鼓励她“多读点儿书”。
“五四”后，从湖郡女塾毕业的王会悟奔赴上海，后经上海学联介绍参加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理事。王会悟工作热情、负责，思想进步，深得会长徐宗汉（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夫人）的器重，被其委以文秘工作之重任。同时，也因工作机缘，她还有幸在法租界渔阳里二号找到了《新青年》社址，向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当面请教。
此次见面，陈独秀那乐观大度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让王会悟深为叹服。而英姿飒爽、思想进步、富有文才、充满活力的王会悟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千金易得，良友难求”，此次见面，陈独秀、王会悟两人均慨叹相见恨晚，自此联系密切。王会悟更是在陈独秀影响下第二年便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正是基于对王会悟的赏识和信任，陈独秀托妻子高君曼邀请王会悟参与建党工作。而接到陈独秀的邀请，王会悟丝毫没有迟疑，她当即便搬到陈独秀的家里，参与他们“开天辟地”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期间，日后与王会悟、陈独秀都有莫大关系的李达由日本回国。回国后，李达获悉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组织成立共产党，亦欣然接受陈的邀请加入其中，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八位（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发起人之一。为了工作方便，李达也住进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社。
随着王会悟和李达接触的增多，两人渐渐在工作交往中迸出了爱的火花。“一个才华横溢、高瞻远瞩，一个娥眉宛转、胸有文墨”，两人频频约会，情语切切，身影相随。这一切陈独秀都看在眼里，他决心撮合他们，遂于1921年下半年请徐宗汉做媒，由妻子高君曼具体操办，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为王会悟和李达举行了朴素简单的婚礼。
出于对陈独秀的感激，婚后第二天，王会悟即投入工作，帮丈夫李达发送文件、通知，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他们相约，把革命事业的每一个胜利作为报答陈独秀夫妇照顾之恩的厚礼。也就是从这时起，王会悟、李达与陈独秀三人开始携手共度他们的革命征程。
二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共同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根据以前的酝酿和马林的建议，李达通过王会悟与在外地的陈独秀联系后，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便受陈独秀委托，分别写信由王会悟邮寄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
对于陈独秀特别强调的中共一大会场问题，李达则将其交由王会悟办理。接受任务后，王会悟斟酌许久，将开会地点定在了位于“法租界”望志路一○六号（现为兴业路七十六号）的李书城公馆。李书城早年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身世显赫，当时，他带着警卫赴湖南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老夫人也回了老家湖北，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李书城胞弟）、薛文淑（李书城的续弦）、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女儿）及一名四十多岁的厨师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安徽籍保姆，加之李公馆位置偏僻，附近行人稀少，实为召开中共一大的绝佳环境。
接下来是陈独秀关心的参会代表住宿问题，王会悟将其定在了与李公馆紧邻的私立博文女校。该校校长黄绍兰曾聘请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且李达与黄绍兰也认识，李汉俊与黄绍兰及其丈夫黄侃皆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当时还是博文女校学生。有了这几层关系，黄绍兰便同意王会悟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租借了三间教室。这三间教室日后便成了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
7月23日夜晚，中共一大隆重开幕。张国焘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两个国际代表作报告，李汉俊、刘仁静轮流担任翻译，毛泽东、周佛海记录。整个开会期间，王会悟都担任保卫工作。
至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不顾王会悟的阻拦，从虚掩的后门闯入窥探。他四处窥视后，谎称找错了地方而退出门外。机敏的王会悟对这一情况感到怀疑，想起陈独秀的嘱咐，她立即告诉坐在靠门口的杨明斋，杨明斋当即翻译给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马林正在发言，听到杨明斋的翻译后，凭着长期积累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击桌连称此人可疑，可能是敌人的侦探，建议会议立即中断。随后，代表们便在王会悟的带领下分别从前后门迅速撤出李公馆。
果不其然，仅仅过了十多分钟，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房子，把李公馆搜了个遍。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多少证据，把李汉俊等人威胁警告一番后扬长而去。得益于王会悟的细心和马林的果断，代表们及时疏散，未受到任何损失。脱险后的代表们纷纷向王会悟表示感谢。
当晚，转移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不惧危险，又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继续开会的地点。当时，大家意见不一，争论激烈。看到这种情况，王会悟便向代表们提议：“到我的家乡嘉兴去开会怎么样？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船可以租。那里环境清幽，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当天可来回。在那里以游湖作掩护，既安全又方便……我在嘉兴读过书，南湖的环境熟悉，城里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可以分散到同学家里，比较安全。”王会悟的提议令代表们豁然开朗，借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无疑是“万无一失”的选择，便纷纷投了赞成票。
8月2日，会议在南湖游船上开始了。为了确保会议安全，王会悟还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她让船夫将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她自己也装扮成船家歌女模样，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做到万无一失，王会悟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并与代表们约定：王会悟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麻将。
曾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当时开会的时候，原本湖上只有雾，后来变成下小雨，最后下起大雨”，“游客并不多，湖面上只有几条游船”，会议遂开得较为顺利。但“到下午3点以后，游船逐渐增多，大约5点左右，湖面上出现一艘小汽艇，且发出刺耳的汽笛声，似为政府巡逻，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赶紧将早就准备好的麻将取出，以麻将声为掩护。王会悟则乘小船出去打探消息，才知道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鸣笛庆贺，虚惊一场” 。
一直到下午6点多钟，会议才完成了所有议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在“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中，中共一大完满闭幕，代表们也怀着愉快的心情，在“中共首任女保卫部长”王会悟的陪同下，告别了风景怡人的美丽南湖，全部顺利返回。后来，陈独秀在获悉一大会议过程及内容后，也连叹自己没有选错人，直赞王会悟细心、机警。
三
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党的宣传主任，是党中央三位领导人之一。当时，由于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任职于广州，各地与中央联系多找李达，再由李达转告陈独秀。其与王会悟的寓所也成为中央秘密办公地点和通信联络站。这段时间里，王会悟协助李达做了大量党务工作，陈独秀曾多次在信中赞扬王会悟。
中共一大闭幕后，鉴于党的活动经费筹集困难，代理中央局书记周佛海与宣传主任李达及组织主任张国焘，联名将一大的情形及党的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写成书信，并由王会悟寄给陈独秀。同时，因暑假即将结束，周佛海要回日本继续学业，他们也催促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收到王会悟寄来的信件后，陈独秀尤为重视，他随即于1921年8月中旬辞去民国政府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书记。从此，中央局就在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李达寓所办公，陈独秀与王会悟开始在一起为革命工作而携手奋斗，两人友情日笃。
陈独秀一生重视办报刊，在其耳濡目染下，王会悟随即协助李达于这年12月13日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我党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当时，这一“专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主旨”的杂志创办后，陈独秀甚为欣喜，他连连夸赞王会悟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并先后数次为杂志撰稿。
随着与陈独秀接触的增多，王会悟惊喜地发现他的那些关于教育的思想和观点，竟与自己非常相似。还在辛亥革命结束不久时，王会悟因父亲病故，就曾于嘉兴师范学校辍学回家，独自办起了桐乡第一所女子小学。后来，由于王会悟的言行遭到一些守旧乡绅的反对，学校也被强行停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甚为关心妇女解放运动的王会悟和李达又萌发了办女子学校的想法，其后李达将此建议向陈独秀做了汇报，旋即得其大力支持。
经过王会悟与李达等人的积极筹备，1922年2月，被陈独秀寄予莫大希望的上海平民女学终于如期开课。学校规模不大，只是一栋二层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教学设备也较为简陋。招生分为高级、初级两个班，在当时大约三十人的学生当中，就有蒋冰之（丁玲）、王一知（施存统夫人）、王剑虹（瞿秋白夫人）、张琴秋（沈泽民夫人）、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锐等一大批后来声名显赫的妇女革命者。王会悟与高君曼也是该校高级班的旁听生兼初级班教员。王会悟还协助李达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平民女学创办后，以其合法身份为掩护，一些党内会议也多于此处召开，校园里经常可以见到陈独秀与王会悟的身影，平民女学遂成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平民女学为时只有一年，但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该校在陈独秀、李达和王会悟等人的苦心经营下，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高君曼、丁玲等第一批妇女干部。
四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王会悟家里――上海成都北路七弄三十号召开，十二人出席会议，代表全国党员一百九十五人。代表们开会时，王会悟则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当时，这一幕曾感动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每一位二大参会代表，受到他们的一致赞扬。
然而1923年暑期，王会悟却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其丈夫李达与陈独秀发生矛盾，两人竟至绝交。原来，当初李达到上海见到陈独秀后，对国共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全心全意做国民革命，等到将来条件和时机成熟以后，再做社会革命。但李达却坚持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团体形式加入国民党。
众所周知，陈独秀虽然是著名的民主斗士，但他自己并不那么民主；相反，他那时反而是主张共产党集权的。见李达毫不客气地对自己提出诸多意见，陈独秀就以家长制作风来对待李达。 “相对于陈独秀的性格，李达也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他既有学者秉性直率的气质，也有湖南人身上常见的傲劲”，遂一气之下拂袖而去，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段史实，王会悟后来曾回忆说：“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常拍桌子骂人，对各省支部来信所提的建议很少采纳。如两人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李达主张实行‘党外合作’，为了这问题，陈独秀和李达争吵起来，陈大发雷霆，摔茶碗，拍桌子，骂李达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也倔犟地说：‘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从此李达就不和中央往来了，他也未参加不久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王会悟还称：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发展到极点时，“独断专行竟演变到有意避开不见第三国际的人”，而“这时李达已不能忍受陈独秀的恶劣作风，曾多次对我说，‘这草莽英雄怎可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
当时，王会悟因怀第二胎已身体患病，看到李达与陈独秀争吵乃至绝交，她更是心如刀绞。一个是自己崇拜和仰慕的人生导师，一个是自己相亲相爱的丈夫，王会悟甚感无助。她拖着病重的身子，不辞劳苦地在陈独秀与李达两边进行劝说，然而无济于事。无奈，心灰意冷的王会悟遂于1927年年底辞别陈独秀，追随李达转至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偏僻弄堂里，继续其革命工作。当时上海正白色恐怖笼罩，王会悟不惧危险，还与李达在1933年以王会悟的笔名“王啸鸥”为登记人组建了笔耕堂书店，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给李达和王会悟的复信中，毛泽东甚至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具有戏剧性的是，稍后陈独秀因“托派”问题亦被开除出党，跌入了其人生低谷。在落寞的日子里，他曾对自己先前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反省。
几十年后，客观上因为自己而导致王会悟与陈独秀分离的李达在重新入党时，曾在自传中检查了自己当年“脱离组织的动机”，“是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风”，以及陈独秀“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水准。甚至于1959年3月27日在写《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时，李达还说：“……陈独秀也是我的死对头……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他的领袖欲很强，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陈独秀对社会主义认识并不清楚，有一次他跟我说：咱们上四川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算了。”直至 “文革”中，李达被造反派以“叛党”之“罪名”批斗时，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这都足可以看出李达对陈独秀的态度。
然而岁月不饶人，任何恩恩怨怨在时间的磨砺下都不过是过眼云烟。1942年5月27日，闻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溘然长逝，王会悟禁不住失声痛哭。此后，陈独秀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王会悟身边，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左眼已盲且步入暮年的王会悟还常跟身边人讲述陈独秀的点滴往事，称：“陈独秀人很好，就是脾气很坏……”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六岁。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会务工作者”、“中共首任女保卫部长”的王会悟与陈独秀的交往，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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