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经营“母子店”|苦心经营

　　作为财政部长的夫人, 　　她已习惯于一种追求财富的人生 　　 　　在香港临近海湾的沙逊路上,有一座半山公馆。这里气候宜人,环境幽静。海风常常从此吹过。公馆内陈设豪华讲究,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这里就是抗战爆发后,有“中国第一家族掌门人”之称的宋蔼龄在香港的寓居地。
　　“八一三”淞沪战事不久,上海沦陷。宋蔼龄不得不离开她一直赖以生存的发祥地――中国财政金融中心――上海,而退居香港。
　　香港不同于上海滩,在宋蔼龄眼里不仅是因为它的历史背景不同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的差异,更主要的是香港不是她所能控制的势力范围。在这个岛屿上,她的号召力与能量远不能与在上海滩时相提并论。因此宋蔼龄抵香港,既远离了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同时也远离了她的权力中心。
　　香港一方“静土”,犹如世外桃源,悠闲自在。在此静心颐养,倒也不失为一种全新的生活。然而以“长袖善舞”而著称的宋蔼龄毕竟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作为财政部长的夫人,她已习惯于一种追求财富的人生。因此她并不安心于半山公馆里的幽静生活,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了中央信托局,并使这个机构成为她在香港的“宋氏母子店”。
　　中央信托局成立于1935年,是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的下属机构。开办之初,宋蔼龄即欲染指。孔祥熙心领神会,在人事安排上煞费苦心。他亲兼理事长,并调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兼任局长。两名副局长分别为孔、张亲信,而部门经理多是孔系人马。这样施以“釜底抽薪”,中信局大小事务便无不受宋蔼龄幕后的遥控指挥了。
　　此后,张嘉与宋蔼龄多有冲撞。张惹不起,躲得起,飘然卸任离职。这时,久经江湖磨砺、对人情世故看得很透的叶琢堂取而代之。叶到任后奉行的方针是挂名不视事,到职不掌印,一切任凭宋蔼龄幕后操纵,而他高挂“免战牌”。
　　上海沦陷后,中央信托局一部分人员撤往汉口、重庆,而总局却随宋蔼龄迁往香港。在位于黄金地段的香港汇丰银行一一二号,中信局租了二十间办公室。其时,除叶琢堂到港外,还有国民政府驻港外交代表俞鸿钧以中信局常务理事身份兼视该局重要事务。
　　无论是叶琢堂还是俞鸿钧,在中信局均属傀儡。在幕后垂帘的宋蔼龄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面对宋蔼龄的颐指气使,他们二人却也识趣,不与相争。但叶、俞毕竟是有身份的人,虽然对宋蔼龄恭敬,却也不会点头哈腰。宋蔼龄也意识到对他俩也不适宜随心所欲地吆来喝去。为了更自如地驾驭中信局,宋蔼龄煞费苦心,最终索性让孔祥熙以中信局理事长的身份,手令其大少爷孔令侃为中信局常务理事,直接掌握业务及用人大权。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沦陷后,香港既是许多达官贵人避难的海外孤岛,又是重庆国民政府联系欧美各国的重要枢纽。特别是国民党的金融机构纷纷撤往香港,而只在重庆设立分机构。一时间,香港几乎成了国民党经济、金融及商业、文化中心。正是出于对香港所处位置重要性的考虑,宋蔼龄决定将孔令侃从重庆调来香港,以便让他在远离重庆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驻港机构群龙无首的局面独立工作,借此制造影响,扩大声誉。为日后能在政治上进一步蹿升积累政治资本。
　　孔令侃少年得志,自恃是中国第一豪门的阔少爷,走马上任后便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不但中央信托局的大小事务全凭孔令侃圈点裁决,就是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的驻港业务他也要插手过问。
　　在孔令侃到任后,叶琢堂、俞鸿钧等均显得谨小慎微。叶琢堂的中信局长已经名不副实,他几乎对中信局的诸事不闻不问,只是机械地盖盖图章而已。对中信局负实际责任的俞鸿钧也决不自作主张。中信局地地道道成了宋蔼龄与孔令侃经营的“母子店”。自然,店主仍然是宋蔼龄。中信局从局长以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事实。但凡大事、要事,诸如人事安排、经营活动、重大投资等都必须由她在半山公馆发号施令,就是孔令侃也不敢自作主张。1940年,中信局长叶琢堂病逝于美国纽约。虽然多少人对空缺的局长职位垂涎欲滴,私下角逐,但宋蔼龄一“妇”当关,局长始终空缺。这样,宋蔼龄便完全控制了中信局。
　　中信局在宋蔼龄的控制下,丑闻接连不断。特别是1942年发生的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的重大走私案,令朝野震动,各派系以此作为攻击孔氏家族的口实,宋蔼龄非常被动。无奈,孔祥熙只得任命时任财政部政务次长的俞鸿钧兼中信局局长,始平息众口微词。
　　当时中信局的主要业务是办理保险、有奖储蓄、信托、购料、运输等,这些都是抗战时期黑幕重重的领域,最终都成了孔家侵吞掠夺国家资财的主要渠道。
　　中信局还有一项特殊业务,也是它最忙的业务,即为宋蔼龄炒汇、炒股。当时美国股票外汇经纪人新丰洋行办公室就设在中信局所在的汇丰银行东二楼。宋蔼龄利用中信局操纵证券市场,呼风唤雨,也由此给自己带来了滚滚财源。
　　
　　她掌控着“母子店”越开越红火
　　
　　宋蔼龄是个绝对的务实主义者,她认为只有金钱及利益关系才是驱动这个世界旋转的动力。她的思维方式很简单,也很直露,即依靠权力去解决一切,攫取一切。在培养孔令侃从政的计划中,她同样依靠这个极简单又极有效的办事原则。不断用权力为孔令侃铺平通向政坛的道路。而孔令侃一朝权在手,不知天高地厚。部下官员不论资历多老,见到他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得点头哈腰。
　　孔令侃在香港的手,越伸越长。他利用当时国内急需补充扩大军火的机会,通过孔祥熙、宋蔼龄向蒋介石申请办理购买军火的业务。战前,德国是中国主要的军火供应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中德军火贸易不便公开进行,但常在暗中交易。当时,军政部兵工署自署长俞大维以下都是留德学生,全部武器装备都使用“德国造”。为了补充德国武器和弹药配件,兵工署以大陆华行的名义作掩护,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通过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在柏林进行接洽,商定由德国继续供给中国军火。中国用土产出口,偿还贷款。但是这项活动与当时宋子文掌握的通过英美借款购进军火的中美英三国协议相抵触,所以蒋介石便将这件事瞒住了宋子文。在孔祥熙、宋蔼龄的疏通下,蒋介石最终直接下手令交给孔令侃办理。
　　这样,孔令侃便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办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幌子,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了一个兵工储料处,直接办理土产出口与军火进口事宜。因为是宋蔼龄在幕后策划,孔令侃在前台主持,财政部规定要办的各项公文手续都一概免除,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孔令侃在与德国做军火生意的过程中,攫取了大量横财。这笔钱财成了宋蔼龄、孔令侃“母子店”在香港的重要财源。
　　尝到了甜头的宋蔼龄、孔令侃母子俩越发不可收,在弹丸之地的香港,她们贪婪地注视着每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一旦发现有利可图的生意,便会毫不犹豫地渗透、垄断。当时德国几家大商行,急欲在中国日军占领地收购土产和其他物资运往德国,以抵充贷款。于是宋蔼龄专门设立机构,在内地代德国洋行收购桐油、猪鬃、矿砂、药材等物资,从中牟利。因为这些事要避讳英美和日本,所以搞得鬼鬼祟祟,神秘莫测。
　　1939年9月,在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的前几天,驻香港的德国洋行突然撤离香港。当时欧洲战事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德国洋行的紧急撤离,极有可能是大战的前兆。为此宋蔼龄立即指示账房赵季言等人倾巢出动挪用国家外汇资金,大肆收购美国军火厂商的股票。果然,数日之后,德军入侵波兰,世界大战由此引发。美国军火商的股票随之狂涨。宋蔼龄很惬意地赚了一笔。
　　
　　在孔、宋利益发生矛盾时,她面临两难选择,但最终倒向孔营
　　
　　正当宋蔼龄、孔令侃在香港不遗余力聚财敛富时,宋家另一位重要人物、长子宋子文亦抵达香港。宋子文与孔祥熙为争夺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大权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非常尖锐。随着宋子文来到香港,孔、宋之争的战场也就一并延伸到了香港。香港随即燃起了分别以宋子文和宋蔼龄为代表的在金融、财政领域争权夺利的战火。
　　宋蔼龄与宋子文有手足之情,本不应该自相争斗。况且宋蔼龄长期以来以宋氏家族掌门人自尊,在孔、宋之间身兼两边,左右逢源,起缓冲作用。但到了3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宋子文作为宋家长子、又是南京政府重臣,早已头角峥嵘,野心勃勃,不再甘受宋蔼龄节制;另一方面,孔祥熙已取代宋子文登上财政总管高位。孔令侃长大成人后,也想在金融领域占一席之地,由此侵占了被宋子文视为自己开拓的“自留地”,摩擦自然不可避免。
　　在孔、宋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宋蔼龄面临两难选择。但她最终还是站到了孔家阵营。于是在宋氏姐弟之间先是发生龃龉,进而势同水火。然而,为了顾全宋氏家族的声望,宋蔼龄从不在任何场合与宋子文公开较量,她始终是在幕后策划,孔家公开出阵者为孔令侃。在收购猪鬃出口问题上的“双包案”,则成为孔、宋两家之争的典型。
　　当时,由宋子文经手向美国借款五千万美元用于政府支出。之后,宋子文即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所属有关公司以及设在纽约的世界贸易公司,低价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物资出口到美国,以作抵押。为了保证其间不出意外及防止这些物资的流失,由南京政府命令公布为统购统销的出口物资。即使财政部直属的海关与盐务总局的收入,也被宋子文以维持债务信誉的名义一手垄断,从中渔利。 如此情况下,宋蔼龄与孔令侃几乎无法插足,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外汇渠道也被掐断。当时外汇收入的主渠道大多控制在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手中,形成垄断。连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外汇都十分紧缺,迁至香港的中央信托局就更不用说了。而没有外汇,对身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的中央信托局来说则处处受制,无法施展。
　　面对出口油水源源流入宋子文的腰包,宋蔼龄决不甘心。在她的授意下,孔令侃出面打出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擅自划归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孔令侃当即发电报到重庆,叫财政部明令公布所有全国范围内有关各色猪鬃之收购、运销事宜,由中央信托局派人办理。财政部经办人员明知这事有些蹊跷,但因涉及孔、宋之隙,谁也不愿多惹事,只有照办。于是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猪鬃出口“双包案”。
　　孔令侃得到财政部通知后,马上命令中信局易货处在桂林、衡阳、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易货处,派出人员,贴出告示,就地挂牌收购猪鬃。而这些地方原本就有宋子文的复兴公司收货处,双方均有后台,均有官方背景,你争我斗,抬价抢收。之后双方都认为吃亏,必欲挤走对方而后快。这样便形成孔、宋之间一场不可避免的官司,并且由香港一直闹到重庆。孔家打出的王牌仍然是办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宋家打出的王牌则是必须确保美国的棉麦借款债信。
　　这样的官司,仲裁人自然只有蒋介石。虽然孔、宋两家对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均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蒋不好轻易牺牲一方的利益。但双方的王牌却分别涉及德国和美国的利益,而在德、美之间权衡利益得失,无疑美国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更重,一旦失去了美元支持,对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无疑如断了命脉。于是蒋介石裁定仍以确保美国借款信誉为首要,并当即追问财政部何以会弄出个“双包案”。
　　事已如此,孔祥熙只好承担责任,推说部下办事马虎而造成。至于宋蔼龄的幕后策划,孔令侃的蛮干,他都省略不讲了。中央信托局全面撤军,猪鬃收购出口仍由复兴公司独家经营。宋子文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
　　然而双方并未偃旗息鼓,争斗硝烟仍在弥漫……
　　
　　她在香港设秘密电台,
　　为她不失时机地赚取钱财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9年夏,美国政府为了限制中国国外资金转移,决定冻结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的存款。当时这一决定由美国驻重庆代表福克斯向孔祥熙秘密传达。孔祥熙闻知后,不动声色,借口要向蒋介石请示。他随即利用时间差,启动私人电台与在香港的宋蔼龄联系,通告了这一秘密情况。随后双方电台即为采取对策而频繁联系。
　　当日下午,宋蔼龄在香港半山公馆召见亲信赵季言,指令他第二天即飞往美国把孔家在美国的存款全部化名转移。赵季言不辱使命,赴美将事情全部办妥,当然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二天,重庆正式公布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被冻结的情况,外汇市场大为波动。有些银行措手不及,严重影响资金周转。就连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也因未及所闻,致其在美存款四百万美金被冻结。而孔家则由此全面掌握了中国外汇管理的大权,一些有外汇存款的商业银行,不得不俯首听命于他。
　　当时,孔令侃在香港的秘密电台设在九龙弥敦道财政评论社楼上。这部电台,每天与重庆孔院长官邸秘书处直接联络,除了随时报告香港及国外外汇、金银、公债证券、美国股票行情以外,也搜集香港重要人物的生活言行、大小中外报纸消息和黄色新闻。当时有数名报务人员译成专用密码昼夜拍发。这部电台在香港非常活跃。随着电波划破长空,香港宋蔼龄“母子店”与重庆孔院长官邸被连接在一起。然而好景不长,正是这部电台给孔令侃带来天降之祸。当时国内机构被允许在港设立电台的仅有三家,即:代表国民党财政当局的中央银行,其电台设在罗湖深圳边界;军统所辖西南运输处,因其与英国情报机关有直接联系,故其电台被允许设在香港西环海岛上;其他一些机关、银行与国内电报联系,则通过交通银行在香港公开设立对外营业的中国电报局拍发,自然其保密性能就谈不上了。
　　孔令侃这部秘密电台属于私自设立,并未得到港英当局的许可。虽是“黑户口”,但它却依仗其特殊背景,有恃无恐,竟明目张胆,日夜发报,成了香港与重庆的热线。这部秘密电台频繁的活动规律随即为日本人所掌握。日本人很吃惊在重庆与香港之间竟然有如此频繁的电台活动,并判断这一定是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电台。由于电台位置在香港,日本人不便直接干涉,故向标榜“中立”的港英当局施压。
　　这天,港英当局突然出动大批警探,如临大敌,将九龙弥敦道财政评论社所处大楼层层包围,水泄不通。在财政评论社工作的孔家门徒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大批警探冲进室内,很快就查抄到文件、密码本、电文底稿和电台。孔令侃心腹亲信钱起凤、申剑秋等数人被带走。次日,香港报纸以醒目的标题称在岛内破获一个所谓间谍情报电台,并已获得全部案卷、证词、证物等。
　　港督对此案极为重视,除没收电台外,还拟将孔令侃以下数十人驱逐出境。
　　港英当局这一着,大出宋蔼龄、孔令侃母子意外。如果实行,中央信托局将彻底垮台。母子俩连夜商量对策,一方面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与交保手续,先把几位亲信保释出来;另一方面托军统特务陈质平出面向英国情报机关疏通,再向港警头目大量行贿,以求大事化小。
　　因此案涉及孔、宋家族和中国政府机构,港英当局不便把文章做得太大,于是将全部案卷送交中国政府驻港代表俞鸿钧,并明确表示孔令侃是港英当局不欢迎的人,不希望他继续留在香港。考虑到孔令侃的特殊背景,故不予驱逐,让他自由离境。
　　俞鸿钧这时正在极力巴结宋蔼龄和孔祥熙。接到港英当局的通知后,他不是立即向中国政府报告,而是先到半山公馆向宋蔼龄请求机宜。在与宋蔼龄斟词酌句地商量好了如何向重庆方面报告的措辞后,才正式向蒋介石和重庆政府外交部作了汇报。
　　蒋介石知道,以孔令侃的地位和出身背景,一般问题绝不会弄到英国人大动干戈而不能容他的地步,此事绝非如俞鸿钧在报告中讲的那样简单。于是蒋介石在俞鸿钧报告上批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向有关方面报告一切。
　　宋蔼龄得讯后,知蒋对此事的态度很认真,恐怕不能善后。因孔令侃私设电台,搜集和掌握重庆政府与国外的各种机密情报,事涉政治上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孔令侃就此回国,极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借此进行反孔。不得已,宋蔼龄只好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将孔令侃送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至于重庆方面,只有靠孔祥熙和俞鸿钧妥为应付了。
　　
　　苦心经营的“母子店”垮塌,
　　她黯然离港
　　
　　这年秋天,孔令侃悄然离开香港赴美国暂避风头,宋蔼龄十分伤心。几年来,她为他精心设计、筹划,在各方面疏通关系,扫清障碍,制造声势,希冀他能涉猎政坛而有所作为。却不料,瞬息之间的剧变使她全部的心血付诸东流。
　　孔令侃这一走,使宋蔼龄在香港苦心经营的“母子店”垮塌了。对权势显赫的宋蔼龄来说,这样的打击简直不堪承受。然而令她难堪和恼怒的事接踵而来。
　　作为花花公子的孔令侃在赴美途中竟荒唐地携带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盛升颐的妻子白兰花一同前往,并在盛妻的撺掇下,出人预料地在船上举行了畸形的婚礼。原来,当孔令侃刚到香港主持中信局工作后,盛升颐等一班宋蔼龄的心腹亲信,受宋蔼龄暗示转舵为“少主”服务,听候孔令侃调遣。盛氏夫妇原本就是交际场上的“人精”,深谙豪门中的人情世故,于是对孔令侃巴结逢迎,曲意承欢,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竟运用“美人计”。花花公子孔令侃终不自持,引发丑事。
　　宋蔼龄之前对此丑事略有所闻,但未深究。她以为充其量不过是小孔玩玩而已。然而当她在香港接到孔令侃在海船上拍发的电报时,差点气昏过去。她认为白兰花不仅是有夫之妇,而且出身卑微,操守不洁。豪门大户往往视这种人为“污秽”之物,与其想象中的名门闺秀相去何止千万。暴怒之余,宋蔼龄立即复电孔令侃,令其取消婚约,好自为之。岂知孔令侃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依然我行我素,携“少奶奶”到美国度蜜月和上学去了。
　　在半山公馆,宋蔼龄虽然气得终日大发脾气,但因鞭长莫及亦无可奈何。孔令侃的这门婚事使宋蔼龄如骨鲠在喉,咽不进,又吐不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和难堪,她常常为之暗自饮泣和叹息。
　　受此折磨,宋蔼龄此时的心情已与初来港时的踌躇满志形成强烈对比。她心灰意冷,形影相吊。“母子店”已分崩离析,只手苦撑的她常有心力交瘁的感叹。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宋蔼龄匆匆登上飞机。她带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香港,飞抵重庆,结束了她在香港的这段难言的岁月。■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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