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德峰曾是“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我的父亲
时间：2020-08-16 07:22: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吴德峰,中共早期革命家,湖北保康人,1922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吴德峰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王震语)。他曾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他历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保卫局局长、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37年到西安发展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秘书、武汉执行组顾问,后历任晋察冀中央局敌工部部长兼阜平县委书记(纠偏)、郑州市委书记。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出任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后历任国务院政法办副主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政法学会会长、党组书记。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父亲多年从事秘密情报、交通等特殊性工作,他的事迹鲜为人知,甚至在党内除一些老同志外,真正了解他的人也不多。但他老人家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始终是受崇敬的严师、慈父。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对党、对革命事业有执著、无私奉献的精神;他对敌人、对艰难险阻和对突发事件,有随机应变、临危不惧、机智多谋、坚韧不拔的能力;他博闻强识、思维敏捷,长于逻辑推理、分析预测,更有优秀的组织能力。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们家历经三代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
父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大房产主家庭。我的曾祖父吴国弼曾在清朝任四品“通奉谏议大夫”,在云南等地做过官,辛亥革命前夕他当过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受维新变法的影响,先后送他两个儿子吴元泽(我的二伯祖父)和吴元钧(我的祖父)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以期习武救国。吴元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曾任新军战时司令部参谋长等职,衔至中将;吴元钧在辛亥革命时曾任苏浙攻宁联军参谋长等职,衔至少将。
父亲从小就受着家庭、社会和从维新变法向辛亥革命转变的思潮的影响和熏陶。辛亥革命前后他十三四岁,到武汉湖北官立两等小学堂念书,曾加入湖北省革命学生军任班长。1914年,父亲考入了素有革命摇篮之称的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这期间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曾与毛泽东等有过书信往来,和萧楚女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参加并积极组织领导了当时的学潮运动,曾作为学生代表与当时的教育厅长谈判,驱逐了反动校长,从而和当时在该校执教并任校监的董必武建立了革命的师生之情,与陈潭秋、徐全直等结下了至死不渝的革命友谊。
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坚持介绍下,党组织在1924年2月批准接纳父亲这个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候补期几经缩短为一个月。同年7月,父亲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共武昌地委委员。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经三代,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
“吴德峰同志参加革命是主动走上梁山的”
1925年因工作需要,党决定父亲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当选为湖北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父亲利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先生的推荐,担任了武汉公安局局长。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国民党大肆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四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父亲在和国民党周旋一阵后也撤退到了汉口。
大革命失败后,不少人意志消沉,登报声明脱党、退党,甚至背叛革命。但父亲这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在国民党已取得的高官厚禄,抛弃了家庭的荣华富贵、万贯家财,冒着被通缉杀头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踏上艰苦的革命征途。正如王震回忆时讲的,当时很多人参加革命是逼上梁山的,而吴德峰同志参加革命是主动走上梁山的。
1927年年底,父亲调往江西省委先后任赣西南、赣北地区特委书记,领导该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后江西省委(在南昌)被敌人破坏,波及九江等地,他当机立断转移安顿机关和同志,携同快临产的母亲弃家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他到上海后,又得到河南省党组织因被叛徒出卖,遭到全面破坏的消息,国民党军、警、特、宪云集开封,大批同志遭到捕杀。中央紧急决定,立即派父亲去河南任军委书记,消灭叛徒,重建组织。1929年,父亲又被调往上海任中央交通局局长。
“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
1932年,父亲进入苏区,先后任中央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湘赣省委委员等职。1936年11月,父亲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接着,西安事变发生了,之后,父亲应召随同周恩来同志赶赴西安处理事件,后因时局急剧变化,他由公开转为秘密,留在西安负责秘密情报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对父亲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明确的肯定。
在西安领导秘密情报工作时,父亲没有任何职位。陶斯咏叔叔回忆说:“我们住在曹家巷十二号时,一天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我问吴老(陶斯咏对父亲的尊称):我是什么职务?吴老答:共产党员。我又问:你呢?吴老答: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我又追问:我们组织名称叫什么?吴老一字一顿地说:共――产――党。”父亲就是这样,以“共产党”的崇高名义为党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那是1939年夏,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积极部署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陕北中央首脑机关。当时正值周恩来由渝返延,途经西安,父亲将截获的胡宗南战斗序列部署、各部队的驻地、番号、长官姓名等详细材料交周副主席带回延安。我党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揭露蒋介石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还有一次,也是1939年,父亲综合分析搜来的各小报消息,向中央报告,重庆江北正在召开一个高级敌特政工会议,可能有重大行动。延安接到电报后向重庆查询,重庆答复查无此事,总理说,吴德老(总理对父亲的尊称,以与吴玉章吴老区分)情报向来准确,再查。最后查到国民党确实在江北开了一个高级敌特政工会议,策划反共倒阎的阴谋。
“越是沧海横流,越显示他的英雄本色”
1945年12月,为执行国共谈判的双十协定,组织了国、共、美三方的军调处执行部,党组织安排父亲在北平本部工作。当时正好父亲的慢性盲肠炎急性发作,就由李克农同志替代,父亲病情稍有控制便按组织要求又立即赶赴北平军调处任秘书,并被派往武汉执行小组工作。当时武汉执行小组代表为薛子正同志,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是郑绍文同志。父亲随周恩来同志到办事处后,周恩来宣布在武汉方面党内由吴、郑、薛三人组成领导班子,由父亲负责全面领导,并负责协调武汉执行组和办事处的工作,负责中原军区的军费供给、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联络、组织搜集情报等具体工作。当考虑父亲对外的职务时,父亲表示,任务明确就行了,用不着什么名义。周恩来同志笑着说:“这与西安工作不同,是公开对国民党的。”最后决定以顾问名义对外。王震同志后来跟父亲开玩笑说:“吴老,看来你的任务越来越重,官却越来越小,名不副实!名不副实!”当时跟随父亲的警卫员孟宪如同志,在北平执行部以副官的名义着的装,是带国民党中尉军衔的服装,考虑到职位的变更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父亲出外只好不再带副官。父亲的出现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重视,在国民党反动派将要发动对中原军区的进攻前,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罗织罪名准备逮捕父亲。这一信息印证了父亲已获得国民党围攻中原军区的准确时刻表。完成任务后,父亲通过社会关系,让人给他买了船票,在国民党特务动手软禁执行小组和办事处我方人员的前一天,按周恩来指示离开武汉赴南京,安全回到了周恩来同志身边。国民党特务去德明饭店执行小组所在地抓他时扑空,只得叹息说,又叫吴德峰这个老狐狸溜掉了。正如王震等五位老同志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的那样,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示他的英雄本色”。
父亲被敌人称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
1949年5月14日,父亲受命任中央直辖市武汉市市长。那时,武汉刚解放,城市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正常秩序尚未恢复,城市建设、粮食、防汛、灾民救济安置、特务的破坏、暗杀等问题一件件接踵而来,特务曾几次在新生花园等处预谋暗杀父亲,但均未得逞。
足智多谋、临危不惧、爱憎分明、坚韧不拔是父亲工作的风格和特点。那是1947年,武汉的国民党刊物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内幕”的文章,称父亲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的“老奸巨猾的吴德峰”。敌人的怨恨和谩骂,反映了父亲令其丧胆的一面。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神秘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忠诚则胆大,认真则心细,知己知彼则战无不胜。”
父亲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留下的传奇故事正是这一“神秘之术”的体现。
1938年父亲在西安做情报工作时,曾拜访一名国民党上层人物,并趁其打针之际,偷看他桌上放的一份重要情报并牢记下来,然后电报传至延安,后来与得到的原件比对,连标点符号都不差。“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讲法院独立审判的问题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他告诉造反派这不是他讲的,是毛主席讲的,告诉造反派是毛选哪种版本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并把原文全背了下来,并告诉造反派这本书现在在女儿持生手中。造反派找我要书一查,果然讲得丝毫不差,不得不佩服地说:这“老家伙”的记性真好。
还有一次,他同罗表叔(为地下工作需要,称罗青长为表叔)出外办事,手提箱内放着一份秘密文件。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国民党设了搜查行人的关卡。父亲暗示罗表叔一起进了路边的书店,借购书付钱之际将文件夹在新买的字帖中。父亲交店员包好后卷在手中,让表叔提着箱子先走,他随后大摇大摆地向卡子走过去。轮到搜查他时,他很自然地将双手举起,书也随着举上去,搜完后走了两三步后慢慢将手放下来,好像突然想起手中的书,又慢慢转身,原地不动地将书出示给搜查的敌人看,并示意地问:“先生这书……”话还没讲完,对方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让他走了。
1930年秋冬,中央交通局受命负责完成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搬家到中央苏区的任务。父亲亲自去过一趟苏区,顺便到鄂东特委书记胡梓处取回一批巨额(十斤左右)黄金回上海。这项工作要求很严格,必须有一整套完备的手续,带回的黄金数量与账单必须相符,不能缺斤少两。在提取黄金时,只找到一个没有秤砣的秤,这给计量工作带来了困难。父亲灵机一动,用四块银圆(袁大头)做秤砣,按当时银圆制造局规定的一块银圆重量为七钱二分,按此计算称出黄金重量。然后找人特制了一个子弹袋,将黄金装进去缝死背在身上,外罩长袍,在另外两名交通员的配合护送下,日夜兼程顺利赶回上海。父亲回到上海后,将黄金交给中央经费管理部门验收,发现数量对不上。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相信父亲,说:“德峰同志向来心细,不会错的,你们再找德峰同志核对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父亲仔细回想,黄金从鄂东到上海,始终未离过身,子弹袋缝得很死也不可能掉出来,想来想去,问题可能出在做秤砣的四块银圆上,造币厂可能为了克扣银两,银圆分量不足。结果把带回的四块银圆拿去核对,果然如此,按四块银圆核对黄金数量无误。经手的同志无不称赞父亲知识渊博、胆大心细、做事严谨,对党的事业一丝不苟、忠贞不贰,同时也佩服周恩来对干部的信任、了解。
1928年,父母从开封撤回上海后,以河南商贾身份租房住机关。房东太太见父母人口简单、有绅士气派,非常欢迎,谁知家具一到马上翻脸,说什么也不让进门,说要住房必须得找三家铺保。一问才知道,这套家具和前面的房客家具一模一样,前面的房客没住几天就被以共产党罪名抓走,家具现在还堆在一间客房中。父亲一听不动声色地解释,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就近随便临时购买了一套家具,并答应立即找三个铺保,房东太太这才答应他住下。事后父亲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并下发通知,今后住机关购买家具、用品必须注意避免千篇一律买便宜货,防止暴露身份……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历任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兼第一书记等职。1961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前就首批和一些中央各部老部长一起靠边站,同时被揪出来批斗。贴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拒不执行少奇同志指示就是反党、反中央”。不久他又变成了“刘少奇的黑干将”、“黑帮分子”、“走资派”。记得第一天他被揪斗后下班回家,他仍像往常一样左臂挟着一个装满文件的黑色大皮包,但皮包中间多夹了一个写他名字打红叉的木牌子,右手还捧着一个写满“三反分子”的高帽子。那天晚饭后他仍如常态工作到深夜。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欺上瞒下,以莫须有的罪名蒙骗群众,妄图再次把父亲置于死地。父亲这时已七十岁高龄,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气管炎、眼睛黄斑出血等疾病,但他从不气馁,意志信念仍是坚定不移,坚信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拿出过去对付敌人的手段去对付整他的人,他说:整我的人不都是敌人,对敌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同志怎能采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呢?
别有用心的人经常强迫父亲交代他过去经手和记忆中的机密,要他提供攻击某些中央领导人的炮弹等,他始终缄口不语,什么都不讲,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父亲那时年事高又多病,身体状况非常差,我们做儿女的真担心他熬不过去,但他坚持挺过来了。他总告诉我们要放心,他不会死的。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去,别人说是自杀,你们坚决不能相信,一定要搞清楚。
后来对他揪斗越来越频繁、升级,推搡拖打、弯腰“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每天回来他满身都是泥,鞋子被拖破,中山装衣扣被拽掉,领子袖肩被扯坏,裤绊被拉断,拐杖常常被折断。每次下班回家都由我和妈妈帮他洗涮缝补整理到半夜,第二天还要备他穿用。当时最没法办的就是帽子隔三差五地丢,即使不丢也脏得没法戴,洗了又走形。当时爸爸工资几乎全扣发了,给他的一点生活费别说吃药、吃饭,就是他去上班、挨斗的车钱都不够。我们兄妹当时都是低工资,每人每月五六十元,上养老、下养小,每月能节省十元八元就不错了。全家人开销基本靠妈妈的工资支撑。因此经常去花钱添置帽子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一天我正在缝他中山装的袖肩、领口,见实在无法缝补,只好整个拆下来另找了块差不多颜色的布裁好再重新缝补上,等于做了一件新衣服。爸爸在一旁看着,突然对妈妈说:天天这样整,费工费时,豆腐都盘成肉价啦,劳民伤财的,不如改穿没肩的中式对襟服,既方便、好洗,又扯不坏。妈妈和我异口同声地赞同。妈妈立即从柜子里翻出两块蓝灰布拿给爸爸看,爸爸看了看点了点头说:好,只要不是黑的就行了,否则真成黑帮啦!我们都笑了。在妈妈的指导下我量好了尺寸,连夜用缝纫机赶出。第二天一早爸爸就穿上了这件合身的外衣。后来我又与妈妈、爸爸商量把帽子改成线钩的圆顶帽,夏天用棉线钩,冬天用粗毛线钩,好戴又好洗,坏了可以重钩。拐棍本来也想自己做,爸爸长征时的勤务员肖佛先叔叔知道后,把自己和别人不用的拐杖一下子搜罗了十来根,也一下子解决了。爸爸妈妈在“文革”逆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1969年的“五一”,周总理在天安门又亲自当着最高法院军代表和群众代表的面,向毛主席汇报了父亲的情况。毛主席当即明确表示:吴德峰同志是个好同志,一定要解放。过了不久,爸爸被解放,并在天安门上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握着爸爸的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父亲一生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辗转南北。1954年以前他从未有过一个安定的家,妻子儿女很少团聚。父母共生我们兄妹九人。在战争年代除我一人跟随父母转战南北外,其他兄弟姐妹均因战争环境残酷不允许,从小送人或寄养在外。九个孩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只剩下五个,有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因病得不到治疗夭折,还有两个在苏区和长征途中送给人当童养媳、养子,至今下落不明。父亲为党、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和所有一切,包括他的家庭、财产、名誉、地位以及儿女亲情,直至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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