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散文集 茹志鹃与王安忆：文坛母女花

　　 　　在中国文坛,茹志鹃和王安忆这对母女作家的名字,如雷贯耳。 　　茹志鹃是一位有创作个性的短篇小说家。她在1958年发表的《百合花》以“清新、俊逸”的风格在文坛掀起波澜,倾倒不少评论家和读者;随后的《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出山》、《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一支古老的歌》以及《着暖色的雪地》等无不蕴含着女性的温情和冷峭。尤其是1979年发表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因率先提出否定“大跃进”关乎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而开了“反思文学”的先河,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内地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重大作品”,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安忆是新时期从事短、中、长篇小说写作的多面手。她在1980年发表的《雨,沙沙沙》,以热情、奔放的笔调在全国引起反响,随后的《本次列车的终点》、《流逝》、《小鲍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纪实与虚构》、《长恨歌》以及《富萍》等无不透露着感情的朴素和真挚。尤其是1996年出版的《长恨歌》,因对上海近现代史的诠释而尽领风骚,获得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但有谁想到,就是这对在文坛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母女作家,却在创作道路上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
　　
　　母亲:少不更事命凄苦
　　
　　1925年10月30日,茹志鹃出生于上海。
　　茹志鹃的父亲不务正业,整天吃喝嫖赌并吸食鸦片,很快就把祖上传下来的茧行折腾没了,后来还把家里的房子也卖掉了。一家人只好靠着在三井银行当副董事长的姨父和姨母接济过活。茹志鹃三岁时,母亲患白喉去世了。姨母看透了茹父的败家相,觉得茹家是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就把志鹃的大哥和三哥接了去,丢下其他人不管了。见状,父亲也慌了手脚,当即撇下家人远走他乡。不得已,年迈的祖母只好拖着茹志鹃和她的二哥、四哥过起了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或者到杭州的女儿家住几天,或者回上海的姊妹家住几天。对此,茹志鹃的姑母和姨奶也觉得“包袱”沉重,没过多久就踢起了皮球来――姑母说:“不行啊,俺家婆婆管教严厉,私下里都数落我好多次了。”把她们往上海赶。姨奶说:“啥事啊,你有自己的女儿、女婿,咋老往俺家跑哩。”把她们往杭州赶。
　　就这样,幼小的茹志鹃挤在污浊不堪的三等火车车厢里,每年在沪杭路上往返数次。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了,她只好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翻丝绵、做女佣、钉纽扣、缝裤边,多少混口饭吃,受尽了冷遇和白眼,但也铸造了她自强不息的个性。
　　
　　1936年,茹志鹃十一岁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哥哥进入由进步人士钟望阳夫妇创办的上海普志小学读书,开始了学习生活。由于年龄过大以及之前缺乏启蒙教育,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好在老师经常在课后把她留下来给她补课,她才算勉强跟得上节拍。这段生活给茹志鹃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特别是老师每天念一节的《大林和小林》的故事,使她受到了最初的文学熏陶,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的渴望。
　　抗战爆发后,上海整天炮声隆隆。祖母就带着茹志鹃兄妹仨离开上海来到了杭州,在紫阳山脚下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住下来。不想,路途的颠簸竟使得祖母一病不起,不久即丢下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黑暗顿时笼罩在了茹志鹃的头上。
　　值得庆幸的是,在上海银行做练习生的三哥及时寄来了几块钱生活费,这些钱除了买米,还可以买些当菜吃的红腐乳。这样一来,茹志鹃和哥哥就不用为吃饭发愁了,一直压抑在心底的读书欲望便趁机肆意滋长。可是,上哪儿去找书呢?有一天,在给人家送糊好的火柴盒的路上,茹志鹃意外地发现了一户院里屋里堆满了旧书的没落书香人家,并得知可以随便借阅图书,立刻欢呼雀跃起来。这下子可好了,兄妹仨每天一边糊火柴盒,一边半懂不懂地读《水浒传》、《红楼梦》,也读字典、背古诗词,而且还比着看谁读得多、读得透。结果,仅《红楼梦》茹志鹃就读了九遍之多,其中的大部分诗词更是信口拈来、背诵如流。也就是这样,在无人指教的盲目涉猎中,茹志鹃为自己日后的创作汲取了最为原始的养料。
　　后来,三哥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便写信要茹志鹃和哥哥来上海自己谋生。到上海后,茹志鹃进入一家基督教会办的托儿院,上午做工,下午读书,晚上做祷告。但很快,她就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了,遂以“死”要挟院方放自己出去。最后,还是三哥赔偿了人家数月的膳宿费后才把她“赎”了出来。人是自由了,但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在上海滩的街头东溜西逛了一阵子,茹志鹃找到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就在三哥的资助下安顿了下来。一段日子过后,看到自己精神恢复了、身体胖了而三哥的神情却一天比一天愁苦,她的心里又开始不是滋味了,便决定另找出路,随即在一位同学的介绍下进入一所美国女信徒开办的圣经学校――住宿免费,收少量饭费,只是每天都要背诵枯燥无味的《圣经》。就这也不长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女信徒的回国,圣经学校也随之解散,走投无路的茹志鹃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姨母家寄住。看着无望的国家,想着渺茫的前途,加上窘迫的生活,小小的她不由得动起了自杀的念头,幸亏没钱买昂贵的安眠药才免于一死。
　　
　　过了些日子,在大哥的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茹志鹃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杭州天目山武康中学读书。这对于一个断断续续只读过三年半书的人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来。她咬紧牙关,拼命苦读。其间,还涉猎了不少现代文学作品。在发现自己的悲苦身世和女作家庐隐作品中的描述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点之后,顿时倾慕上了庐隐,与此同时也找到了那一直荡漾在内心的女性的温柔和母爱的细腻。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股激荡于胸的情愫,在强化了后来她作为母亲的角色之余也慢慢地弥漫到了她的作品中。
　　毕业之后,茹志鹃怀揣着一纸来之不易的文凭回到上海,到一所私立小学任教。旧时的上海,教师的地位甚是低下,且待遇微薄。眼见每月的工资无法维持早晚饭,茹志鹃只得在课余做起了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即便是这样,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天长日久,艰辛生活对年轻神经的撞击,使得她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
　　1943年11月22日,茹志鹃的散文《生活》在《申报》副刊《白茅》上发表了。虽然只有八百多字,但却是思绪的自然外溢。文章描述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拿着一张招聘广告去找工作,却发现人家聘用的是供人玩弄的“花瓶”,顿时悲愤欲绝,一气之下把毕业文凭撕掉了……这是茹志鹃创作上的一次小小的试笔,不过已初步显露了极具天赋的创作才能,也孕育了创作风格的雏形。
　　正沉浸在发表作品的喜悦中,茹志鹃接到了大哥寄来的信和钱,叫她随着哥哥们一起去苏中解放区。于是,对革命并无深刻认识的茹志鹃就怀揣着兄妹团圆之梦来到苏中解放区盐垦中学,从此有了一个充满真诚、友爱且温暖、安定的“家”:先被分至苏中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后又辗转于苏中公学、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在文工团的工作中,茹志鹃发现了艺术的神奇力量。她开始在本子上写日记,追忆各种没有名目的感想、散记、故事,天长日久竟然记下了厚厚的一大本。有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偶然发现其中有一段好像歌词又好像诗歌的东西,就拿去谱了曲,并定题目为《跑得快就打得好》,这首歌很快在部队传唱开了,还获得了二等奖。欣喜过后,茹志鹃开始有意识地写歌词、快板诗、歌舞剧……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茹志鹃在部队领导的鼓励下参加了创作组,很快就写出了大型话剧《八○○机动车出动了》、《不拿枪的战士》以及短篇小说《何栋梁与金凤》,一颗孕育着文艺细胞的种子终于开始在肥沃的土地里萌芽了。第二年春天,茹志鹃随部队渡过长江,被留在了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即与剧作家王啸平结为伉俪。
　　
　　女儿:适逢动乱路坎坷
　　
　　沐浴着新中国的和煦春风,茹志鹃满怀信心地开始执笔写作了。
　　不过,更让茹志鹃欣喜若狂的是女儿安诺的出生。这让她多年渴望和积淀的母爱激情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1954年,茹志鹃的第二个女儿安忆出生。与安忆一同出生的,还有茹志鹃的小说《关大妈》。小说描写了一位为革命无私地奉献出一切的光辉老妈妈的形象,充满了爱和理想,让人读来颇为感动。
　　一年后,茹志鹃由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转业到上海作协分会文艺月报社做编辑。收入虽然不是太高,但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无限甜蜜。这是安忆小时候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茹志鹃在工作之余还从事着自由写作,因此常常见缝插针地读书、爬格子。为了不使工作与家务劳动相碰撞,她制定了一个“三三制”计划:白天上班从事编辑工作,晚上从9点到12点先带孩子睡觉,闹钟响了就爬起来写三四个小时,然后再睡一会儿。
　　辛勤的耕耘很快结出了丰收的硕果。1958年,就在“大跃进”的热浪席卷全国的时候,茹志鹃的《百合花》在《延河》上发表了。这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短篇小说,但因笔触空灵、精致和洋溢着柔美、纤细的女性气质而散发出百合花一般的气息与芬芳。三个月后,老作家茅盾先生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郑重地向读者推荐了《百合花》,对其从篇章结构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手法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透彻入里的分析,并将它的风格概括为四个字:“清新,俊逸。”由是,茹志鹃一举成名,并打开了生活和思想的闸门,《高高的白杨树》、《如愿》、《澄河边上》、《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等小说先后发表,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缕沁人心脾的爽风。
　　这个时候,小安忆也开始懂事了,而且还在文学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分和兴趣。读小学二年级时,在第一次看图作文课上,别的孩子三言两语就写完了,可是安忆的小脑子却像是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一样写了一节课还没写够,只好在放学后接着写,结果一下子就写了半个作文本。晚上回到家里,她翻箱倒柜地找来了一沓白纸,然后拿针线缝订了一个厚厚的作文本,开始把自己心里想的、嘴里说的话都写在上面,后来还尝试着写起了儿歌、日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安忆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慢慢地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眼看安忆也喜欢上了文学,茹志鹃不禁着急起来――她不想让女儿将来成为作家,而是希望女儿长大后做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于是,她就变着法地对王安忆进行引导,除了特别关心她的算术、经常检查她的数学作业本之外,还省吃俭用买来一架手风琴,让她好好地练习,而且还请来一位家庭教师,教她英语。不想适得其反,安忆非但一点儿也不“领情”,还在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中,对文学更加情有独钟了。见状,茹志鹃只得摇头叹息:咳,还得慢慢来呀!
　　不料灾难突然降临。“文革”开始后,茹志鹃和王啸平双双被扣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大帽子,之后被遣送进了“五七干校”。
　　小安忆顿时蒙了,眼睁睁地看着被砸得稀巴烂的家和贴得到处都是的大字报,只好紧紧地抱着姐姐安诺一个劲儿地哭,很快哭红了眼睛。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刻在了少年王安忆的脑海里,后来小说《墙基》就是根据这个片段来写的,其生动的刻画远远超出成年人的想象。哭过之后,安忆回到并不上课的学校里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好在,安诺偷偷地从同学家里借来了不少外国小说,有《牛虻》、《安娜・卡列尼娜》、《贵族之家》、《罗亭》等,总算多少安抚了安忆的心。后来,王安忆回忆说,她很感谢姐姐,是她在那个不让人读书的年代里,给自己找来了那么多的文学名著。
　　1969年,初中毕业的王安忆觉得待在上海没意思,就主动要求“插队落户闹革命”去。知道了这事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茹志鹃伤心地哭了。
　　一番艰难的跋涉,王安忆来到了被称作安徽省的“西伯利亚”的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大队七小队,住在一户有着五个儿女的农民家中。在这里,十六七岁的王安忆跟着农民一块儿起五更打黄昏地套着绳索拉犁、挥着铁锹挖河,很快就不堪重负了。有一次,在收割黄豆的时候,王安忆分得了一块“责任地”。弯下腰,左手拽着豆棵梢,右手拿镰刀去割豆棵根,她立时发现不对劲儿:咋就割不掉呢?吸口气,咬紧牙,“嗨”地一声吼,这才算割下一棵来。如此,割了不大一会儿,王安忆就觉得左手心钻心地疼了,伸开一看,竟然起了好几个水泡。没法子,她只好拿镰刀去砍,很快右手也肿了起来。“妈呀,这活儿可咋干啊。”捶着酸痛的腰背,王安忆抬头望去:老天,前面还有一大片哩……就这样,王安忆的内心慢慢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以至于听到出工的哨声就条件反射地浑身打颤。
　　抱着枕头哭了几次,王安忆想起了母亲,就找出纸笔来写信,把自己的委屈、伤痛、困苦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很快,母亲回信了,教导她如何面对生活、如何与命运抗争。还别说,一来二往,王安忆坚强起来,写信的时候也不再发牢骚了,信的内容换成生活感想、劳动记事、所见所闻以及所在的村庄、周围的农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慢慢地,在描写生活的过程中,王安忆也逐渐地认识了生活并理解了生活:站在贫瘠的土地上,啃着玉米和高粱饼子,喊着号子大汗淋漓地劳动,这就是农民的真实生活――艰辛,但光荣。对于王安忆一周两次写给自己的有声有色的信,多年后茹志鹃回忆起来还是十分清晰。也就是从写给母亲的这些信里,王安忆无拘无束、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她创作前的练笔阶段。
　　对此,茹志鹃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尊重女儿的选择,但同时也给王安忆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要当作家,就要当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
　　看到母亲同意了,王安忆自是喜不自禁,此后每写出一篇文稿都会立刻寄给母亲审阅。而茹志鹃呢,起初也很用心地去看,还尖锐地提出了不少意见;但慢慢地,就开始拒绝发表看法了:“一个作家,不是靠改稿改出来的。要想做一名优秀的作家,必须得有自己的思考。所以,还是你自己去摸索、去走路!”
　　读着母亲这封“冷淡”的回信,王安忆顿时傻了眼,但很快就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从此她更加自觉地去面对、接触、认识生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和适合表现这种感情的形式,并通过作品展示了出来:自1976年王安忆的散文处女作《大理石》在《江苏文艺》发表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向前进》、《十一月的征途》、《老师》等散文和《尾声》、《这个鬼团》、《小院琐记》等取材于农村生活的小说。
　　不久,在返城潮流中,王安忆被调回上海,分至《儿童时代》任小说编辑。
　　
　　写作:驰骋文坛美名传
　　
　　真正让王安忆一举成名的,是1980年她创作的小说《雨,沙沙沙》,该文用上海延安路上橙色、蓝色的街灯灯光铺设了一个恰当的环境,描述了少女雯雯对爱情和理想的追求,一经发表即在全国引起反响。
　　不久,王安忆进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班学习。在这里,王安忆如鱼得水,先后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等一批关注小人物、反映他们沧桑命运的中短篇小说,从而奠定了她在新时期文坛的地位。
　　女儿在文坛声名鹊起的时候,母亲茹志鹃也没有闲着:完成了对先前的创作思想从“微笑到沉思”的建构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迅速化为笔下的一篇篇生动优美的文字。1977年,她发表了小说《出山》;1979年,在《人民文学》、《收获》发表了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分别荣获1979年度和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先后在《上海文学》、《北方文学》、《文汇增刊》发表了《儿女情》、《家务事》、《一支古老的歌》。此外,她还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报告文学《离不开你》、《红外曲》以及若干散文作品。由此,她成为打倒“四人帮”以后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十分活跃的女作家之一。
　　
　　母女俩虽然都斩获了不菲的成绩,但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而是更加积极地融入沸腾的时代变革生活中去。1983年,受爱荷华大学的邀请,茹志鹃携王安忆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与德国、波兰、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印度等国作家结识和交流。
　　回来之后,眼界大开的王安忆开始以犀利的眼光来历史地、哲学地思考问题、关注社会。沉寂数月之后,她于1984年秋天写出了揭示人的命运与情感变化的寻根文化小说《小鲍庄》,一举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紧接着,她又从分析隐含在人性中更深层的东西入手,推出了震惊文坛的性爱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从而一扫之前的“传统”换之为“激进”。就像母亲当年的《百合花》一样,王安忆的这些性爱小说立时招致了众多的非议,但也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冰心老人就说:“安忆的‘少作’像《雨,沙沙沙》是支优美的纯情的歌,那样年轻的优美的歌,是一般年轻的女作家都能写出的。倒是在她‘失落’了‘优美’,她的心灵‘要求着袒露,要求着倾诉’之后的作品,却是十分的真实、朴素,细腻而深刻……”
　　而年已花甲的茹志鹃,在和女儿王安忆合写了散文集《母女同游美利坚》之后,也开始在写作中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力度进行全方位的拓展,比如:在篇章结构上,采用“意识流”的时序颠倒或者跳跃方式概括时代,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潮;在语言使用上,尝试运用冷峻、深沉、富于哲理以及辛辣的嘲讽的言语,以显示鞭挞的力量。
　　此后不久,茹志鹃担任了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渐渐地写得少了;王安忆则从儿童时代杂志社调入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做了一名专业作家,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精神速写”。比如《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视当代知识分子的魂魄,而且让人领教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比如《文工团》和《我爱比尔》,显示了她对历史和当下世事的思考;比如《乌托邦诗篇》,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渐平庸的客体世界;而于1996年出版的《长恨歌》,更是因对上海近现代都市史的细致入微的繁复描绘而独领风骚,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1998年10月7日,茹志鹃因心脏病在上海谢世,走完了她七十三年的坎坷且辉煌的人生。料理完母亲的后事,王安忆把创作的目光和笔锋转向了社会的地基和微粒,遂于世纪末出版了《妹头》和《富萍》。
　　如今的王安忆,已成为中国文坛上最具魅力、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不断地激发出评论界的深究热情,但快速的变化革新却总是让习惯于寻求固定风格分门别类的人捉摸不透,从而成为中国文坛上一道言说不尽的风景。■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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