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善人能为良医:刘善人
时间：2020-08-15 07:23: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安徽医科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携刻着首任院长张锡祺抄录的一段名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安徽医科大学每年的颁奖大会上，总有25位最优秀的学生获得该校最高荣誉奖学金――张锡祺奖学金。张锡祺的座右铭“惟有善人，能为良医”，影响教育着一批批安医学子。
张锡祺曾担任东南医学院院长、安徽医学院第一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初被评为一级教授，为我国著名眼科专家，曾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安徽省委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副院长。他品德高尚，学术精湛，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献给了人民。他是一位“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难得的良医，他的事迹、精神永远激励着安医大人奋勇前进!
跨海求学 喜结良缘
张锡祺是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1898年11月9日出生于惠安县秀涂村。父亲是位小商人，母亲擅长刺绣，兄弟3人。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便随母亲和弟弟到台湾找大哥谋生。张锡祺先是在高雄市第一公立小学半工半读，14岁读完小学，因家中无钱继续升学，熟人帮忙推荐他到日本台湾银行当杂工。一天，银行办公室少了一张巨额支票，日本行长诬陷是他偷窃，并不分青红皂白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愤恨异常，毅然出走，不再上班。后来银行找到了那张遗失的支票，请他复职，并增加工资，他断然拒绝了。随后，他离开台湾，东渡扶桑在旅馆打工，同时考取东京正则中学，为了增加收入，他还到一家肥皂厂当工人，资助弟弟在台湾读小学。
张锡祺从正则中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生”，就学在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医学部(1922年改为千叶医科大学)，仍半工半读，帮助弟弟读日本高等学校工科。医大毕业后，张锡祺在医大附属医院继续深造，师从眼科教授伊东博士。
张锡祺读中学时打工的家庭式小旅馆是金泽夫妇办的，有一位名叫马场琦绩子的小姐常到小旅馆里来，因为金泽太太是这位小姐的奶娘。马场崎绩子聪明漂亮，待字闺中。经金泽太太介绍，两个年轻人相识后，一见钟情，“千里姻缘一线牵”，两人感情日益深笃，两心相爱。但遭到马场崎绩子小姐父母的坚决反对。马场崎绩子父亲是日本陆军大佐，曾多年任陆军联队长，复员后在东京过着优裕的武士生活。马场崎绩子是这个大佐的第四个女儿。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武士眼里，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而张锡祺又是这个劣等民族的穷学生，他们家的“千金”无论如何不能嫁给张锡祺。然而，善良贤惠的马场崎绩子小姐对品学兼优的张锡祺一往情深，意志坚定，不顾父母反对，非他不嫁，宁愿抛弃贵族家庭的物质享受，也要永远跟随中国穷学生过贫苦生活。
马场崎绩子小姐在东京苦苦等了几年，当张锡祺在千叶医大毕业修完眼科，并于1926年在台湾高雄开设光华眼科医院后，她赶来与他成婚，并改中国名字叫马绩，1926年7月两人在台湾高雄中华会馆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受到高雄友人热烈祝贺。次年生一女儿，取名秀莲。从此，马绩便走上了与张锡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之路。她不仅是一位贤妻良母，还以自己所学的助产技术当好张锡祺的助手，并积极支持他在台湾参与反帝活动。中国是她的第二祖国，她为中国人民和张锡祺的事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批准，马绩加入中国籍。
医人医国 光我中华
1927年底，张锡祺克服重重困难，在台湾高雄市新滨町创立光华眼科医院。因为当时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光华”二字有光复中华之深刻内涵。医院开设不久，张锡祺便加入了“反帝同盟”，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组织了台湾中华总会高雄分会。参加中华总会的多是工人，还有一批大革命失败后去台湾从事革命者和海陆丰起义失败后的农运工作者。
1929年5月，张锡祺曾代表台湾进步力量，到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国葬仪式。1930年8月，为避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害，张锡祺和夫人马绩带着女儿来到上海。几经曲折艰辛，终于在上海四川北路开了一所眼科医院，院名仍是“光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医院迁至八仙桥维尔蒙路，并在南昌路成立了总院。他同时受邀兼任上海东南医学院眼科教授，光华眼科医院也就成为东南医学院学生的实习医院。光华眼科医院还是当时上海唯一设有施诊部、工农贫苦大众免费就医的医院。
更为重要的是，光华眼科医院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联络点。从高雄随他来上海学医的江宁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地下交通站的成员。张锡祺收他为徒，长期培养。据江宁静回忆，当时光华医院作为中共地下交通站的联络点，曾接待过陆定一、潘汉年、黄良翌、许涤新、王学文等很多著名共产党人，并长期为共产党传递情报和信件。
在“白色恐怖”下张锡祺夫妇，冒着生命危险接待过一些特殊“病人”，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畏惧。例如，时任中共地下特科负责人李克农，两次在敌特的追踪下化装为“病人”在眼科医院住院，逃过了劫难；党的一大代表、时任大学教授的李达，进步作家白薇、杨骚都在“光华”住过。张锡祺曾经多次对人说：“我是医生，光是医人不行，还要医国。”抗日战争期间，张锡祺常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交往，许广平带着爱子海婴来请张锡祺医治眼病，治好后许广平送了一部当时秘密出版的《鲁迅三十年集》给他。抗战胜利后，许涤新同志还带邓颖超去光华医院，请张锡祺医治眼疾，医好后邓颖超送了一块绢花台布给张夫人马绩作为答谢。有一年，王学文请张锡祺给澎湃的儿子捐助了去苏联的全部旅费，夫人马绩还亲手织了件毛衣为烈士之子送行。张锡祺为人宽厚，无私无畏，台湾职业革命家谢南光夫妇带着女儿曾长居在眼科医院楼上客房里。戏剧家田汉和涛人郁达夫都是张锡祺的座上客。青年女作家白薇曾在医院候诊室里创作了小说《丰灾》。
在上海，张锡祺曾经两次被捕入狱，并经受住了严峻考验。1934年9月1日，国民党派便衣以请他出诊为名，把他诱到上海老西门逮捕，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达半年之久。张锡祺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安全地保护了中共地下交通线。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多方营救下获得释放；1945年7月25日，由于张锡祺在上海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被日本宪兵逮捕，在多次审问和严刑拷打中，他没有吐露半点实情，始终坚强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在日本投降前夕，他被保释出狱了。
全国解放后，张锡祺更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经过党的长期教育，政治觉悟不断提高，1957年4月，他向党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安徽医学院党委同意他的入党请求，并上报安徽省委。 1957年11月12日，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亲自主持省委常委会，批准张锡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希圣书记说：“张锡祺是有杰出成就的专家、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学者，他成为我党的党员，是安徽党组织的光荣。”
研究中国人眼底病学的奠基人
1940年11月，是张锡祺在东南医学院任教10周年，当时学院专门为他开了纪念会，上海眼科界同仁80多人出席，会上交流了眼科学术论文，并选出25篇编辑出版了《张锡祺教授任职10周年纪念论文集》。1945年初，张锡祺还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专门研究诸种药物对于眼压的关系，取得丰硕成果。
张锡祺在眼科学造诣极深，从大学时代到创办光华医院和在东南医学院、安徽医学院任教，著述颇丰，最重要成就是《眼底病图谱》。这部著作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眼科学界没有一本自己的眼病图谱，都是用英国、德国等外国人的图谱作为资料，他决心要编写一本符合中国黄种人肤色的眼病图谱与眼底病图谱。但当时还没有彩色拍摄的技术，经朋友介绍，他从上海美术学校请了一位叫顾庭康的画家，以一张图一担米的高价，用眼科仪器看眼病并画成图。他把20多年中有价值的病例集中起来，写成书稿，因而他被当时眼科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人眼底病学的奠基人。解放前张锡祺没有条件出版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来皖主事安徽医学院工作，在曾希圣书记大力支持下，才使这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于1955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并被国家选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图书。印刷十分精美，全为彩色图谱，1958年曾参加国际博览会在德国莱比锡展出并获奖。此图谱也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等院校眼科学教材。
1963年，张锡祺关于免疫体及细菌毒素通过角膜的试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日本眼科学会在九州开会，张锡祺作为中国眼科代表到日本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宣读研究论文，得到公认和好评。他的岳父见自己过去看不起的中国女婿竟获得如此殊荣，也开始承认断绝联系多年的女儿和女婿了。
从50年代初到张锡祺逝世时，安徽医学院眼科在全国省一级医学院中是出类拔萃的。张锡祺多方招揽人才，当时安医眼科阵容相当强大，医疗水平很高，来安医眼科求诊者，不仅是安徽省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眼疾患者。他们都是仰慕张锡祺大名而来，如著名庐剧表演艺术家丁玉兰，因眼疾多年，请张锡祺与李同济、孙漱兰医师共同给她会诊，确定方案，由孙医生为她做了一只义眼(眼科医学术语，即假眼)，看上去逼真，使这位艺术家一直能够正常进行演出。张锡祺对业务精益求精，身教重于言教。如他在医院作内眼手术前，一定先沐浴一次，静坐(打坐)片刻，然后才到手术室消毒，进行内眼手术，这就是他的敬业精神。
创建安徽医学人才摇篮
上海解放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东南医学院首先响应。1949年12月28日，由汤蠡舟教授率领，将张锡祺倾注大量心血重建已具相当规模的东南医学院，从繁华的上海迁到当时还十分贫穷的皖北怀远县，决心为没有一所医学院校的安徽创办一所新型医学院。张锡祺决定把自己苦心创办和经营多年的光华眼科医院捐献给国家。这一义举得到上海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后来，上海市有关方面决定，把“光华”一部分眼科医学设备转给东南医学院使用。光华眼科医院的眼科设备，在当时都是全国一流的，如从德国进口的裂隙灯角膜显微镜、直接检眼镜等，后来到安徽医学院仍发挥着重要用途。
东南医学院内迁怀远后，张锡祺不仅自己带头来皖，还积极动员当时国内医学界一流教授、专家来皖服务，如陈卓人、陈邦典、赵师震、谢忻、万昕、罗敦厚、蒋本沂、邢文荣、张其本、赵敏学、曹清泰、史敏言等。他的一批学生和上海的耿兆麟、陈祖厘、李其学、傅律铭、许学受、陈端鉴等一批高级专家也先后来到安徽。当时曾希圣书记十分高兴，多次说过：“张锡祺教授来安徽，又组织动员了一大批医学专家来安徽，安徽的卫生事业必将因此出现重大转机，安徽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这所高等学府，就大有希望了。”
1951年夏，曾希圣邀请张锡祺来安徽出任已决定更名为安徽医学院的院长，他欣然同意。他说：“安徽的需要，就是国家的需要。能到安徽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服务，这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我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安徽建设一所新型的医学院。”
不久，学校从怀远县迁至合肥，选定德胜门外的东南岗为建校基地。政府拨出巨款，派出最强的基建队伍，在李光涛、张锡祺等人的日夜辛劳下，一年多时间，学校的教学大楼、实验室、图书馆、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以及两所附属医院包括门诊楼全部峻工。
张锡祺由于日夜辛苦、奋不顾身地工作，以至于以前患的高血压病、慢性肾炎更加严重了。学校党委曾多次劝他不要给学生上课了，但他仍坚持上课。后来，只能坐在教室的一角听课，有时还要求给几分钟时问，让他做个小结，或作一些点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看门诊、查病房，更是他必躬亲为之的大事。对病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工人、农民、干部一视同仁。先生的医德，有口皆碑。由于社会活动太多，他总是尽可能利用节假日到门诊部给病人看病。
他对年轻教师、年轻医生的培养，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他曾教诲学生说：“做一个眼科医生，要有鹰一样的眼睛，绣花针一般的手。要想到你的手术刀下去之后，可能使失明的患者重见天日，也可能使患者永远看不到五彩缤纷的世界，责任重大呀!还要有一颗热爱病人的心――有了仁心仁术，才能做好医生。”张锡祺长期在办公桌台板下压着自己手书的“越懂越不懂”五个大字以自勉，他向弟子们解释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在学习上永远不要自满自足，更不要不懂装懂。
从1952年至1960年，在张锡祺担任院长期间共招收学生2800多人，其中不少后来成为省内乃至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张锡祺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他主持的安徽医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安徽医学人才的摇篮”。
痴心医学 淡漠名利
1952年初安徽建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在考虑党外人士的副省长人选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级教授张锡祺。曾希圣“三顾茅庐”到先生家里，恳请他“出山”，主持安徽的文教卫生工作。张锡祺非常感激，但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以已之长，在党的领导下，献身安徽医学教育事业，培养出更多的医务人才，更能发挥作用，便诚恳谢绝了。
1958年1月6日，周恩来总理来合肥视察，在稻香楼宾馆亲切接见张锡祺，高度称赞他从一个爱国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由于张锡祺在台湾同胞中影响很大，总理提出调他到中央工作，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张锡祺对总理的厚爱深表感谢，然后说：“总理，我是医生，又是教书的，安徽很需要我这样一个人来做医学教育工作，请总理让我还在安徽干老本行吧，我决心把这件事做好，来回报中央和省委。”
事隔不久，1958年4月25日，朱德总司令也到安徽视察，在参观省博物馆时会见张锡祺，再次邀请张锡祺到中央去主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工作。张锡祺还是强调说：“安徽农村缺医少药，我在安徽从事医学教育很合适，去台盟的事，还是请中央免了吧，恳请总司令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安下心来把安徽医学教育办好。”朱德听后，很是感动，满怀深情地说：“张教授执意留在安徽，那就不勉强了，你从大上海来到目前还较贫困的安徽，又把自己的医院捐给国家，这种精神难得!难得!”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生活上一切从简。公家配给他小汽车，他不坐；公家给他装电话，他谢绝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烟酒不沾，两袖清风。50年代后期，张锡祺由于劳累过度，高血压性心脏病日趋严重。1960年5月19日，张锡祺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62岁。经诊断：劳累过度、主动脉破裂、瘁逝。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体解剖后火葬。他的全部内脏给安医作病理研究、陈列，也成为安徽省首位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人。如今，他的脏体仍保留在学校病理解剖教研室，作为学生学习时的观察教材。
张锡祺的一生，是痴心医学，淡泊名利的一生。他的挚友、亲人共议并由李光涛撰写的墓志铭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相识于东京 金泽饭店
出走去台湾 宜室尔家
高雄举义旗 反封反帝
沪上创医院 光我中华
建站为掩护 中共志士
两次入牢房 气节轩昂
捐资献东南 医人医国
迁校来安徽 桃李芬芳
声誉满江淮 清风两袖
哲人长逝矣 蜀山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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