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首届女生队始末:黄埔军校现在叫什么

　　弃黛抛红,锤镰旗下,习铁马金戈。女儿叱咤,声撼三楚山河。霜矛雪刃冤铸,指夏逆,剿灭鼋鼍。功未竟,大江重锁,岁月蹉跎。 　　饮兰餐菊,终非也!仰英雄姊妹,托体山阿。当年紫燕,而今尔又如何?但见夕照青山色,凭西湖红绿婆娑。千古事,白发欺人,何须把酒问嫦娥。
　　
　　这首《高阳台・重游西湖分院武汉军校旧址》系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史明恕老人所作,这也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发展历程的诗意写照。
　　一直以来,黄埔军校中女性的存在几乎被人们淡忘在历史的角落里,鲜为人知。实际上,这里也曾培养过大批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女生队的诞生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为了适应革命需要,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成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商量在即将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第一批女生,让他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招生启事公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原计划女生招收100名,由于女生报考人数过多,成绩又好,最后决定扩大女生录取人数”。经过初试、复试,共计录取女生195人,以湖南籍为最多,共61人。还有一部分未被录取的考生由临时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南湖学兵团录取。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根据相关回忆分析判断,女生队实际入学183人。1927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人数扩大到213人。
　　在军校里,女生和男生一样接受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一起参加西征夏斗寅的战斗。她们的坚毅、勇敢和对革命的热情,深得广大师生赞誉。男生们都亲切而又自豪地称她们为“我国的第一批女兵”。1927年7月,继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后,汪精卫在武汉也背叛革命。由于宁汉两股反革命势力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8日,女生队提前毕业。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历史虽然是短暂的,但却造就了赵一曼、胡筠、游曦等一大批巾帼英雄,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她的诞生书写了中国现代女兵史的第一页,这无论在军事史还是妇女史上都堪称一个变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正规的军事政治学校中接受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成长的革命女兵”,她们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女性的一个经典缩影,从这个视角可以透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围绕招收女兵引发的争论
　　
　　1925年,由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主办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中国军人》,在纪念“国际妇女节”15周年之际发表文章《军人与妇女》,首先提出了“女同志军”。文章讴歌了古今中外女子的从戎伟绩,并阐述了女子从军的可行性,呼吁女子武装起来投身革命洪流。
　　1925年6月9日,法政大学毕业的金慧淑女士受女界党员推荐,赴粤考察期间两次上书蒋介石、廖仲恺,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生。
　　金女士的愿望得到了共产党员李之龙、杨其纲、周逸群等人的大力声援。李之龙带金女士向俄国顾问尼罗夫夫人求援,此外,“傅维钰、杨其纲、黄鳌诸先生在壁报上发表了招集女同志军的提议。星期特刊发行征集女同志军专号为之间鼓吹”。但是,也有些顽固派站在封建立场上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想在军队中加入一些女子,以满足男子的性要求。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而且讽刺说,“设不幸而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则诚恐将来己和敌人接触时,他们都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对此,《中国军人》杂志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发表了李之龙的《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问题》一文,文章写道:“用污辱男性或污辱女性的言辞来反对军校招收女生,是为我们所不齿的,若是在女子体格上说,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说,那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文章入情入理地论证了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击了顽固派的肆意攻击,引起了军内外的强烈反响。争论也迅即扩大到整个广州的文化界、青年界和妇女界,各界纷纷撰文申明自己的观点,军校收到了大批来信和连篇累牍的战斗一文。激烈的争论纠正了一些人的偏见,最后曾持反对意见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也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体强壮,真能吃得下,我也是同意的。”
　　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女生队的诞生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共产党人的工作起到了催化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加强妇女的解放意识教育,共产党人立足青年成长率先作了思想动员,大量宣传工作唤醒了青年觉悟,个别培养也教育了许多青年,为后来的女生队做了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实质上从《中国军人》提出这一命题开始,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招收女生问题上的努力就不曾间断。
　　
　　女生队队员的社会背景
　　
　　女生队队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两湖和四川的人数较多”。最初录取的195名学员中,湖南籍最多为61人,其次是湖北籍,但人数不详。根据队员施祖谦回忆,仅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师生就有30多人考取,可见湖北人数肯定在40人以上,再次是四川共28人,此外河南人也比较多,尤其集中在信阳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其他省份中能够准确查知人数的有浙江(上海考点)13人,江西10人 ,山西1人。当然从一些回忆录里也可以看出,北京、山东、奉天、直隶都有被录取者(比如四川的陈德芸回忆考第二名的就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在校生邓铭芳),但总的来说北方籍考生相对较少。
　　武汉分校招生简章规定“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皆可投考”,而实际录取时对年龄适当放宽了要求,样本里的年龄区间为15至28岁,平均年龄为20.3岁,但是70%以上的队员的年龄仍然在要求范围之内。
　　女生队队员来自农民、工人、军人、教师、医生、商人、地主家庭,大都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教育。她们的家庭状况不一,但来自农民家庭的仍然占多数。此外,与男生不同的是,女生队学员的家庭经济水平大多在中等以上,这就为当时她们能够受到正规教育提供了物质保证。
　　入校之前,她们的经历也比较复杂,有学生、教师、校长、妇女组织负责人、有的甚至专职从事革命活动。其中,受过进步思想影响的在校学生比重较大,受到陈潭秋、董必武教育和影响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和以徐特立为校长的湖南古稻田师范的在校师生就有五六十人,接近总人数的30%。而且队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值得一提,同学中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姑嫂关系都有,此外在分校姑侄同学、夫妇同学、姐弟同学的也不乏其人,这充分证明革命对青年的吸引力。
　　在婚姻方面,未婚者占多数,也有的已婚甚至有子。比如邱继文烈士去军校时刚结婚三天;胡筠烈士已有了孩子,为了革命则毅然决然地选择暂时抛开家庭和亲人;王亦侠则是抱着孩子去投考,录取之后她拒绝了天主教堂对其孩子的收养而把孩子寄养在一个洋车夫家中,因为她认为“母亲参加了革命军,却把孩子‘送给了上帝’”是一件她不能接受的荒谬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有逃婚和抗婚经历的队员特别多。
　　女生队队员在政治面貌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无党无派的都有。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国民党员里又有左派和右派,有国家主义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而且还有大批学员在校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总之,女生队队员的政治面貌也是相当复杂的,这也正是大革命时期信仰纷杂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女生队队员在入校动机上,有的是立志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如游曦、胡筠、赵一曼等,她们参军前已经有过很多革命的斗争经历;有的是为觅求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机会,寻找真理和光明,如谭乐华、施祖谦等;有的是为了逃脱封建家庭强加的命运,反对包办婚姻或不堪家庭虐待,如谢冰莹、胡毓秀等,而且持有这样初衷的人相当多。谢冰莹在她的《女兵自传》里说:“我相信,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寻找自己的出路的”;还有的是想借此来充实和锻炼自己,如吕儒贞等;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人是出于好奇甚至是为了满足个人追赶潮流的虚荣心。
　　
　　蔚为大观的军政教育
　　
　　黄埔军校女生队在军校所接受的教育,可以用这样四个字概括:蔚为大观。
　　军事教育。女生队的军事教育也分为课程教育和军事训练,即有学科和术科之分。每日三操两课,早操、上午两堂术科(军事教练),下午两堂学科(军事教程和政治教程)。军事课学科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和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四大教程等军事理论;术科教以制式训练、实弹射击、战斗教练(持枪、刺杀、射击要领,匍匐前进)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军事技术。艰苦的训练中,这些觉醒的女性一直顽强地用行动追求男女的绝对平等,尽管她们身体比较孱弱,大部分人还裹过脚,但她们自己也不接受任何特别照顾。她们从单兵徒手动作开始,反复演练,直至纯熟,继而班、排、连、营、团教练,难度拾阶而上,基本功非常扎实,任何一环都不会出现松动,而且,每项军事课程,讲了就实习,如射击,射击教范课上先从物理讲起,包括弹道、气候、光线和瞄准方法,接着就进行三脚架瞄准,周末举行打靶,学用转化周期非常短。入伍生在短短几个月内,把野外勤务、地形识别、测绘、阵中要务、战术都进行了一番学习,而且女生队和男生队一样,也定期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军校的军事教官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的班底,承袭的是德日的扎实严谨之风。如:教育长张治中、后为侯连瀛,入伍生总队长杨树松,女生队队长郑奠邦,军事总教官蓝腾蛟以及战术、兵器、地形、筑城等教官多人。严格的军事教育锻炼了她们,使她们“行动敏捷,意志坚韧”,具备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为她们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政治教育。黄埔军校是为革命创办的,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使学生“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而武汉分校对于史无前例的女生队在政治教育上更是重视有加。招生委员会在招收女生时非常谨慎,政治常识是初试和复试反复考核的内容,面试也主要针对政治态度,以确保考生的政治素质和接受能力。为了加强政治教育,邓演达于1926年12月9日主持召开了政治科教务会议,决定了政治教学的科目和编写讲义的人员。政治教育的科目有:中国农民问题、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理、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大要、各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纲要、党的组织及其意义、群众运动及群众心理、建国方略、中国近代社会运动、国际职工运动、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中国国民党党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社会发展史、社会进化史、国际问题常识、苏俄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世界史、国际社会运动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国民党宣言政纲及一切议案、军队中政治工作实施方法、国民革命军之军事政治组织、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建国大纲、国际政治经济状况、国际政治及地方政府组织系统历史、中国国民党目前重要问题。编写讲义人员有:毛泽东、李达、熊锐、李汉俊、陈启修、施存统、 甘乃光、袁震英、周佛海、周恩来、李立三、邓演达、汪精卫、董光孚、李合林、戴季陶、章伯钧、吴企云、郑大朴、顾孟余、恽代英、誉贤存、徐季旭及苏俄顾问。
　　上述这31门政治科目只是一个最初的规划,实际施教时对此做出了一些灵活的调整,但这也基本框定政治教育的方向。而且,武汉分校根据女生队的特点,还专门面向她们开设了妇女解放运动一课,由沈雁冰(即茅盾)主讲。政治教育在课堂教学、指导员课外辅导、学生政治讨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教育形式。如“每星期至少请中央各委员或本党名流来校讲演一次”,创办《革命生活》日刊并专门开办政治问答专栏,教唱革命歌谣《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大联合歌》《黄埔行军歌》《除军阀歌》等,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军令如山,党纪似铁”“斧钺纲常”等。为培养她们的思想和口才,学校每周举行政治讨论会一次,讨论会轮流采取演讲式、报告式、辩论式的方法,开会时由该队指导员出席指导,政治总教官随时出席考察,还派相关政治教官出席指导,政治讨论会之总结论,由政治总教官根据各指导员之结论做出,在《革命生活》上发表。讨论会的题目也是在政治总教官的指导下精心策划的,如女生队的讨论题目有“领袖与革命”“恋爱与革命”等。女生队除了接受在校政治教育之外,还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活动,与男生不同的是,女生队除了参加全校性的校外政治活动,还要单独参加妇女的活动,如武汉市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集会等。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女生队的政治课拥有强大的师资阵容。开学之初学校正式委任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政治教官有李达、沈雁冰、樊仲云、区克昌、袁振英、董光孚、施乃铸、吴文祺、吴企云、周佛海。但是日后又陆续来了一些政治教官,也因需要而调离了不少。据女生队队员们回忆,她们的政治教官还有李汉俊、许德珩、陈启修、章伯钧、陆更夫、施存统、高语罕、谭平山、马哲民等。特约讲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谭延、郭沫若、李立三、张太雷、彭泽民、徐谦、陈独秀、瞿秋白、陈潭秋、甘乃光、彭述之、陈公博、邓初民、何香凝、吴玉章、宋庆龄、顾孟余、李合林、高一涵、董必武、孙科、唐生智、向忠发、张国焘等。此外,邓演达每周都举行一次形势报告会。这支强大的政治教官阵容主要呈现以下的特点:军政界要人比较多;报刊界精英比较多;共产党员的比例比较大。
　　实践教育。黄埔军校提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边学习、边战斗”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在武汉分校,在女生队都没有丝毫淡化。队员从入校伊始就参与各种宣传活动。每逢重大事件或重大节日,学校都要派女生队,或是全体出发,或是轮换外出宣传。校方也非常重视提高她们的宣传技能,还专门进行了有关做好宣传工作的训练。恽代英同志多次在女生队强调:“你们要善于把革命的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希望你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党的出色的宣传家”。在宣传过程中,她们学会了将自己学习的知识应用于对民众的宣传。从提倡剪发、放足,进而上升到妇女解放;从痛斥官、匪、兵、绅、洋的层层盘剥和压迫,进而上升到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随着工作的深入,宣传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发传单,张贴标语,到口头宣传,教唱革命歌曲,化装演讲,演出活报剧等,还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逐步解决怎样吸引群众、怎样占领阵地、怎样配合斗争形势等实际问题,这些都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在宣传中她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无论哪种运动,失掉了群众,尤其是失掉广大工农群众都不能成功的道理,于是将宣传阵地进一步拓展到工厂和农村。
　　边打仗边学习、在打仗中入校、在战斗中毕业,是时代和使命赋予黄埔军校的特色。女生队也是在这样的实践教育之下成长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驻在湖北宜昌的夏斗寅部趁北伐军向河南进发、武汉防务空虚之际,于5月13日通电联蒋反共,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17日进抵纸坊,武汉危急。为了保卫武汉,武汉分校的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的第二十四师随军西征,开赴前线。女生队编为政治连,又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受叶挺将军指挥。一路行军,经纸坊、土地堂、嘉鱼、蒲圻、咸宁、新堤、沔阳等地。在前线她们和男同志一样行军、打扫战场、掩埋尸骨,担任站岗、放哨、巡逻、守卫、译电等工作,又编成慰劳队慰问伤员。此外,女生队还编成宣传队和调查组,向各地军民宣传,了解群众疾苦,帮助恢复农民和妇女等群众团体,并帮助农民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分子。在西征中,她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六月天里全副武装,每天徒步行军60华里,受尽负重和酷暑的煎熬,白天在炽热的阳光下行军,晚上在漆黑的暗夜里放哨,风声、枪声、野兽的嚎叫声不绝于耳,当然更有漫天的炮火,紧张的敌情考验着她们的意志。除此之外,她们还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如叶挺在动员时所讲“女兵的任务更重,不但要拿枪打敌人,还要做唤起民众的工作,就是要搞宣传,另外还要担任救护”。这些经历使她们认识到革命的艰辛,也“把几个月前还是娇娇弱弱、斯斯文文,生活安安定定的女同学锻炼成体质健壮、意志坚强、能够承受艰苦的战士了”,从而“增加了阅历,也壮大了胆量”,为以后的革命道路打下实践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在宣传救护之外,还认真地作一些调查工作,知道要有乐观的革命精神不等于可以乐观地想象革命形势,革命不是直线发展的事物,会出现非常复杂的局面。总之,这次战斗经历给每一个女生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深远的影响。
　　日常养成。女生队的日常养成中,内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项目,与本校及其他分校一样,女生队寝室也是“首重整齐及清洁二事”,一切事宜按规定整齐划一,并专门设立分管内务的指导员,学校各级官长还要定时或不定时检查。此外起床、进餐、会客、外出、就寝等都有相应的规定,而且落实到位,要求“快,不能快在号声之前,慢,不能慢在号声之后”。当然,与各种规定相伴而生的是各样的惩罚,如罚立正、罚站岗、关禁闭等,这些惩罚对于女生队也是等同论之的。因为胸前的符号掉了,女生队的陈德芸被代校长邓演达亲自处以两天禁闭的惩罚,这件事在后来的女生回忆录中被许多人传为美谈。
　　
　　女生队队员的归宿及时代回响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军校女生队随之在政治旋涡中猝然提前毕业,女生们的归宿也在仓促之间就面临着新的选择。7月18日,恽代英在两湖书院主持毕业典礼,同女生队同时提前毕业的还有在分校学习的本校第五期学员。恽代英在临别赠言中说:“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女生队中许多人用行动实现了恩师的教导和自己的誓言。
　　女生队除了少数学员如陶桓馥、赵一曼、王亦侠等被党组织安排到苏联学习外,其余的发给路费回家。但大多数女生不愿意回家,在她们的要求下,有的女生被分配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担任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这一部分女生随部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如胡毓秀、陈觉吾、杨庆兰、谭勤先、周开璧、曹泽之、王鸣皋等30人,在这些人中,女将杨庆兰在战斗中曾救过大将陈赓;另有30多名女生留在军官教导团和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她们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了广州起义,如游曦、邱继文、李蕴瑞、邓苏、郑梅仙、曾宪植、张弼、骆英豪、廖德璋、张瑞华(后为聂荣臻元帅夫人)、熊天春、危拱之、周越华、杨庆桂、张益志、张先怡、刘光慧等,在战斗中她们还直接参加了巷战,许多人英勇牺牲,其余的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转战海陆丰,其中危拱之、周越华日后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有的女生回到家乡继续革命,在当地组织武装斗争,建立党组织,如胡筠(著名红军将领,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与彭德怀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徐林侠(后为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人,小萝卜头之母)等;有的女生在敌后参加了地下斗争,如黄杰(后为徐向前元帅夫人)、黄静汶等;有的参与了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如胡兰畦等;有的如谢冰莹,则另辟蹊径,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革命,成为著名的作家。抗战时期,赵一曼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抗日战争中有三支著名的由女作家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其中有两支出自女生队队员,即谢冰莹率领的湖南战地服务团和胡兰畦率领的上海劳动女子战地服务团。还有很多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军事、政治、妇运等各种工作,成绩卓著,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奋斗在一些中央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等领导岗位。据估计,这些在大革命失败后依然顶着压力继续为革命奋斗的女生队学员占女生队总人数的40%左右。当然,大浪淘沙的年代,也有的表现不够坚定,如年幼的陈德芸就放弃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而穿起旗袍回家了;还有的消极了、落伍了,甚至极个别的走向反动,当起了作威作福的姨太太。这些“恰同学少年”的女生队学员在那样一个充满矛盾、动荡和危机的时刻,大多数做出了革命的选择,令人欣慰。
　　黄埔军校女生队的诞生是首开先河的惊人之举,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变革,是在妇女解放的历程尚处在乍暖还寒时节盛开的一朵奇葩,女生队虽然昙花一现地成为历史,却留下了铿锵的时代回响。女生队不仅在黄埔校史中有特殊意义,在大革命中作出一定贡献,也标志着妇女解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辟了中国军事教育史的新纪元,而且这也是无产阶级军队中女兵的摇篮,或者说这里走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女战士。队员们曾自豪地称女生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批女兵”。女生队解散之后,很多人在各自的战线上继续新的革命征程。有的跟随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南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转战海陆丰,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的嘉许,周恩来在看望她们时盛赞她们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此外,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的和转入地方的队员,也有不少相继投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还参与组织抗日自卫队的训练工作,为人民军队军事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女兵阵容正是由黄埔军校女生队队员开始得以代代延续的。
　　黄埔军校女生队还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斯大林闻听黄埔军校招收女生的消息后深为嘉许,并指示鲍罗廷对女生队给予关注,他还曾要求全体女生拍一张合影送给他,后来这张照片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此外,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发表后也给女生队赢得了莫大的国际声誉。林语堂先生将其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版连载,后又有法、日、俄、韩等文的多种版本问世,在数十个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从军日记》为媒介,他国人民得以领略黄埔军校女生队在中国反帝反军阀斗争中的风采,也从一个侧面感知了中国觉醒女性的时代信息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必要性,这让世界上一些热爱和平的人们重新审视中国,了解中国,赢得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风起云涌,狂飙突进,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一群女孩子,在狂飙中开启了一道沉重的大门。
　　(《党史文汇》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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