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中外的日军劫持人质事件_福州 劫持人质
时间：2020-03-30 07:45: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国的许多优秀儿女不分党派纷纷投身抗战，日军则千方百计打击和瓦解我抗日中坚力量，为此甚至不惜使出许多不为人齿的手段。抗战期间，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和教育界权威何思源积极在山东组织抗战，日军对他恨之入骨，为逼其投降，公然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内“绑架”了他的家属，没想到何思源夫人是法国人，何思源巧妙“反制”，使之成为一桩震动中、日、法、意四国的国际事件，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迫和相关国家的积极斡旋下，日军最后只好又乖乖地把何思源家属安全地护送到天津原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日军一时成为国际笑料。
为“逼降”何思源，日军打起其家属的主意
何思源是山东菏泽人，抗战期间曾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总司令等职。“七七事变”后，何思源反对韩复榘避战自保，要求其抗日救国。韩复榘因逃跑被处决后，何思源毅然留在敌后，1938年春奔赴鲁北敌后进行抗日。
何思源到鲁北后收编、整训了一些地方部队，建立秘密通讯网络，刺探日寇活动情况，牵扯了日军部分兵力，日军曾对鲁北进行几次“扫荡”，何思源由于消息灵通，巧与日军周旋，不仅没有被消灭，还能寻找机会消灭日军一些零散部队。
何思源在鲁北抗战三年，日军见多次“扫荡”不奏效，便准备施毒计逼他投降。何思源当时是全国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和学者，更是山东的主要抗战力量之一，如果能将他“纳降”，其政治和军事影响自然不可小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目光盯向何思源的家属。
何思源夫人何宜文女士是法国人，原是巴黎大学学生，何思源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两人相识并相爱，1928年来中国与何思源结婚，将原名改为中文名字，并加入了中国籍。何思源留在山东敌后抗日后，其家属一直随从，当时何思源夫妇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大的何理路仅八岁，最小的女儿鲁美才两岁，长女何鲁丽（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也只有四岁。何思源没有条件把他们送往大后方或香港等地，经与何宜文商量，决定把他们送往天津租界居住，因为鲁北距离天津较近，比较容易照顾。1941年初，何宜文母子到天津后住进了英租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乘机占领了天津英租界。何宜文为了安全，搬进了意大利租界。此事却被何思源原来的一个属下、后沦为汉奸的人告密，天津日军宪兵队查到了何思源夫妇的往来信件，发现了何宜文母子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确切地址。日军为了将何宜文母子作为人质逼迫何思源投降，在12月30日抓走了何宜文母子。
这一下，日军如获至宝，立即展开政治攻势逼迫何思源投降。他们把何宜文母子与日本宪兵小队长的合影放大，随同一封劝降信派邮差送给何思源。同时，他们用飞机散下传单，扬言何思源如果投降，南京汪伪政府的部长和山东伪省长任其选择，否则，就将其家属全部杀死。他们甚至还说，要派日军包围何思源驻地，把何宜文母子置于日军之前，何思源如果抵抗，将先打死他的妻子儿女。
何思源得知妻子儿女被捕的消息后，既激愤又痛苦。他深知：如何对待此事，不仅关系自己一生名节，而且关系到抗日救国、民族复兴的大业，自己决不能向敌人示弱，正如他曾经说的那样：“我们的行动对全省全国影响重大，决不能给国家民族丢脸。”为了应付万一，同时激励下属，他立即写下了遗嘱交给亲信部下，誓死不降、忠心报国的决心跃然纸上，部下读后都深受感动。
何思源写完遗嘱后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静静思考了一昼夜，认真分析了此事可能出现的后果，认为尚有挽救的可能，因为此事虽是日军所为，但意大利纵容日军在自己的租界内公开抓人，可以说是也参与了此事，宜文是法国人，法国政府应该不会袖手旁观，这样就不只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而是牵扯了中、日、法、意四国的一桩国际事件，况且国际公法还有禁止妇女、儿童作人质的规定。此事如果闹大，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国际纠纷，日本人就有顾忌，不敢轻意对何宜文母子下毒手，或许可以保全她们的生命。
多方“反制”，何思源与日军斗智斗勇
于是，何思源迅速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电告重庆，要求中央政府对意大利提出严重交涉，抗议意大利政府为虎作伥，把自己租界地里的居民引渡给别的国家，并要求准许他把鲁北地区意大利教士和修女进行扣押，作为“反人质”；二，命令部属把周围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的意大利传教士七十多人全部集中在一起，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软禁起来，等待事态发展，再做处置；三，选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各地活动，揭露此事，广造舆论。同时，他又分别派人和写信给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等人，向他们揭露事件真相，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法，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并向他们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若不正当解决，他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日军杀他一名亲属，他就杀死十名意大利人进行报复，一切后果由意大利政府负责。
时间不长，何思源采取的措施就有了积极反应。重庆国民党政府很快回电说：中央政府已由王宠惠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当局提出交涉。王宠惠曾分别与意大利及法国人士磋商，拟由意大利把人要出，交给法国，通过安南（越南）送还中国（因为安南是中法惟一接壤之处）。复电对何思源要求扣押意大利传教士的请求未作明确答复，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派往天津、北平、南京等地的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送来消息，此事在社会上广泛传开了，各方对日军此举都进行谴责，甚至连南京汪伪政府的某些重要人士也认为日军搞的这一手很不高明。
意大利当局了解事件发展态势后也颇为着急。在此以前，曾有意大利传教士四人在鲁北被游击队扣留，天津意大利教会托何宜文营救得以释放，现在意大利租界当局竟伙同日军逮捕了何宜文母子，在鲁北传教的意大利教士和修女七十多人又被何思源扣押，因此教会方面对租界当局特别不满，进行责难，并积极主张和平解决。为此，意大利大使曾专门找冈村宁茨进行交涉和商谈，由于日本和意大利在二战中属“同一条战壕”内的“战友”，冈村宁茨当然不愿也不敢因为这件事惹恼意大利人，便一再承诺一定会保证何宜文母子的安全，并在适当时候全部释放。
何宜文母子被捕后，日伪对鲁北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他们除不断给何思源送发劝降信以外，还散布其他蛊惑人心的消息和谣言，如散发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的照片，吴佩孚“投敌”宣言等。日伪的这些谣言曾迷惑了一些群众，再加上日伪军在鲁北活动频繁，使当地军民人心惶惶。于是，何思源决定公开表明自己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态度。
在鲁北抗战期间，何思源由于一直很注重分化、瓦解伪军，许多伪军包括一些上层军官都与何思源部有暗中来往，何思源也派一些人打入敌伪内部，一方面做其他伪军的工作，一方面收集情报。当时在沧县负责看守何宜文母子的伪军头目姓丁，就是深受何思源影响的一个人，他一边在暗中尽力照顾何宜文母子，使何宜文母子的生活和环境有所好转，一边将何宜文母子的具体关押地点碾转告诉了何思源。
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日军成为国际笑料
日军见诱降何思源不成，又生一计，把何宜文的四个孩子交给伪军看管，由姓丁的伪军头目和几个日伪军押着何宜文去鲁北找何思源。他们乘坐一辆大骡车到了何思源经常活动的地区后，在内线的周密安排下，趁姓丁的头目请日军去酒楼喝酒的机会，何思源趁机与何宜文见了一面，两人谈了当时情况和应采取的对策，然后何思源又秘密离去。日伪军折腾了三天，一无所获，又把何宜文押回了沧县，并从此对何宜文母子的看管明松暗紧，准许何宜文上街走动。
何思源利用各种方式广造舆论，又通过多种途径与日军交涉，尤其是扣押七十多名意大利教士和修女作为“反人质”，引起国内、国际舆论对日军的卑鄙行为的指责，给日军最高层造成一种相当大的压力。最后，冈村宁茨不得不下令给驻山东省日军司令土桥，限令土桥在1942年1月26日以前把何思源家属安全送回天津原地。此消息很快由鲁北伪军内线用密信告知了何思源。
可是驻鲁北的日军仍不死心，他们决定再派人去和何思源进行谈判，做最后的劝降。他们担心何思源真的会斩杀日本人，便派了一个做翻译的朝鲜人。经过交涉，何思源答复愿意接见这名朝鲜译。1942年1月12日，在五区专员刘景良和鲁北惠民县长李紫衡周密安排下，何思源带领五十多名骑兵，分三路来到谈判地点。谈判地点设在鲁北惠民县城南三十里地的一个村庄，何思源一到谈判地点，不等那个朝鲜人下说话，就先发制人，很坦然地说：“朝鲜人也是受日本压迫的，你应当和我站在一起抗日。”并再次表明自己坚决抗日，不做任何妥协的态度：“我们与日本之间只有战争，无其他话可说。至于我的家属已陷日本人之手，生杀在于日人。但他们杀我一人，我必杀十个意大利人相报复。日本人以为要挟可以使我屈服，他们完全看错了……”何思源的严正态度和凛然正气震慑了那个朝鲜人，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那个朝鲜人只好回去复命。
日本人仍不肯罢休，此计不成再设一计。1月13日，日军驻鲁北旅团长松井写一封信给何思源，信中内容先是对何思源的坚贞不屈表示赞扬和敬佩，继而诡称：决定于14日把何夫人及子女送济南转回天津，路经鲁北清河镇，希望何思源到该地与夫人、子女见一面，庶可不负何夫人此行云云。实际是想借此麻痹何思源，诱使其上钩，用埋伏的军队趁机将何思源及其随从人员一网打尽。何思源看到信后，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没有上当。
几天后，何思源在日伪中的情报人员又送来紧急情报，说是日军已探明何思源驻地，并调集重兵企图对何思源所部包围，进行突然袭击，一举将何思源及部属擒获。何思源接到情报后，作了周密安排，于午夜率部转移。次日拂晓，敌人果然分兵三路向何思源原驻地包抄过来。此时何思源由于患病，不能骑马奔驰，行动迟缓，尚未走出多远，于是便命骑兵向西北方向急驰，吸引敌人追赶。何思源及随从人员则向相反方向秘密转移，跑到惠民县城东十二里左右的公路旁边的一个村庄潜伏下来养病。敌人虽然到该村数次，但总以为何思源已经远去，所以没有进行搜查，何思源得以安全脱险。
日军见种种阴谋都没有得逞，而1月26日的期限又已到，只得丧气地把何宜文母子一起送到济南，先安排住在石泰岩饭店。这时，他们又想利用何宜文母子来洗脱罪责，欺骗舆论，授意伪山东教育厅厅长朱经古出面安抚何宜文母子。朱经古请何宜文母子吃了一顿饭，又按事先安排陪同她去见日军司令土桥。见面后土桥先是假惺惺地进行慰问，最后要何宜文在济南发表广播讲话，承认自己是自愿在日本人协助下来山东寻夫，因没有寻到，现在要返回天津，感谢日本皇军的照顾。何宜文深明大义，洞察其奸，拒绝了土桥等人的一再纠缠，她说：“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不会广播，如果一定要我讲，我只能照实说，不会说瞎话。”土桥等人黔驴技穷，只好安排专人把何宜文母子安全护送回天津。
日军本想用逮捕何宜文母子作为人质逼迫何思源投降，没想到不仅没能如愿，反而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了米，成为一桩国际笑话。
何思源1946年10月由山东调任北平市市长，1948年秋因同情学生运动被南京国民党当局免去职务。北平解放前夕，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因此遭到国民党的暗害，寓所被炸，除小女儿被炸死外，他和夫人等全家人全部受伤。但他不畏强暴，坚定地与其他代表同到前线与中共代表谈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泽东称赞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2年4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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