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瞻北宋人唐伯虎 论唐五代北宋词与现当代流行歌词地位的二重性

　　摘要：唐五代北宋词与现当代流行歌词在各自时代所处地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流行歌词传播极为广泛，拥有最为庞大的受众群体，受到包括文人阶层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大众阶层，地位较高；另一方面，崇尚“雅”的文人虽然在感性上能够接受流行歌词，但在理性观念上则对其多采取鄙薄、排斥的态度，在文人阶层，流行歌词的地位较低。社会地位的二重性给流行歌词的发展带来两大弊端：一是文人将写作流行歌词当成游戏，容易使得流行歌词缺少高雅的文化品位而流于浅俗；二是理论建构滞后，评价体系缺失，使得流行歌词的发展没有一个明晰而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唐五代北宋词；现当代流行歌词；地位；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38―05
　　词这种文学载体，在其产生之初是一种用以配乐演唱的特殊文体，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满足娱乐的需要。从现存的古代文献来看，词的广泛流传，受到了上至皇帝官员、文人墨客，下至歌伎乐工、布衣百姓的广泛欢迎。相对于正统的、并且有过极其辉煌历史的诗而言，词，尤其是唐五代北宋词，就是当时流行歌曲的歌词。有学者指出：“唐五代北宋的词，基本上可以称为当时的流行歌曲”①；“宋词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供艺人演唱用的，而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曲”②。
　　历史上的某些现象，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或重复。现当代流行歌曲从它逐渐兴起、流行直至今的近八十年时间内，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流行歌曲的歌词，同样被大众熟知，拥有最为广泛的接受群体。歌词创作数量巨大，歌坛也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填词人。新歌好歌不断涌现，并被广泛传唱。知名歌星层出不穷，并被热力追捧。这使得流行歌词成为大众最为熟悉，也最容易接触到的一种通俗文学样式。
　　作为不同时代的流行歌词，无论是唐五代北宋词还是现当代流行歌词，它们都是大众最为喜爱的通俗文学，如明珠一般焕发着动人的光彩，有着精英文学无可比拟的群众基础和独特魅力。然而，流行歌词的社会地位却有着二重性。一方面，它们传播极为广泛，拥有最为庞大的受众群体，可谓老幼同唱，妇孺皆知，在大众阶层，有着相当高的地位。而标榜精英文学的文人也很难抵制它的诱惑，不免在闲暇之时、宴饮之际也哼唱上几句，作为一种轻松的消遣娱乐。另一方面，流行歌词属于通俗文学，始终无法进入主体文学的殿堂，与精英文学的界限极为鲜明，崇尚“雅”的文人虽然在感性上能够接受它，但在理性观念上则对其多采取鄙薄、排斥的态度。在文人阶层，歌词的地位又很低。即使是文人们心中喜好，自觉或不自觉地创作，却往往要“自扫其迹”。可以说，唐五代北宋词与现当代流行歌词是两株芬芳的奇葩，却同样是在夹缝中生长。
　　一
　　虽然流行歌词始终不能踏入精英文学的领域之中，文人很难像重视诗歌一样重视它，但它们在群众中却一直广为传唱，受到大众的青睐。在大众阶层，流行歌词的地位较高，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反映出来：
　　（一）词作的数目繁多
　　缘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流行歌词的喜爱之情，无论是唐五代北宋词还是今日的流行歌词，创作数量都极为庞大。先看前者，五代以南唐、西蜀二地词风最盛，南唐二主及其宰相冯延巳都是作词的名家。西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词》收录了18位词家的五百首词作。北宋初期的一些名臣名士也参与词的创作。清代彭孙�在《金粟词话》中指出：“韩魏公、寇莱公、赵忠简，非不冰心铁骨，勋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做小词……皆极有情致，尽态极妍。”③北宋仁宗时期，由于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仁宗时期的词坛相对于此前而言，出现了一个创作的高峰。仁宗朝的词人有词集流传至今的共有四人，分别是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而这四个人都保存了百首以上的作品，其中欧阳修、柳永二人的作品更是超过了二百首。唐宋距今已一千多年，保存下来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文人词，民间词则大多散佚，无从查找。但《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真宗时，民间新声甚众，而教坊不用也。”④这说明，当时民间词作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翻阅《全宋词》可以发现，在宋朝，无论是帝王将相、文人骚客，还是贩夫走卒、江湖豪杰，抑或是道家僧人、妇女歌妓，无不参与词的创作。词作者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拥有各种社会身份，可谓是创作群体极为庞大，创作数量极其可观。
　　再看现当代流行歌词。据中国唱片厂1946年登记的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唱片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最多的是周璇，约有150张以上，被称为“金嗓子”；白虹约有125张，1935年名列上海歌星榜首；姚莉约有117张，龚秋霞约有67张，王人美约有62张。数量可谓巨大。⑤而在当代流行歌坛，每年都会出现一大批新歌手。庞大的歌手群每年推出的新专辑不计其数，流行歌词的产量之大，是任何文学形式都无法比拟的。以歌坛“天后”王菲为例，她从1995年开始发行个人专辑，截止到2003年，已经发行专辑20余张，演唱歌曲200多首，其中还不包括她和其他歌手合作演唱，未收录专辑的单曲。著名的词作者林夕曾为约二百名歌手写过歌词，据不完全统计，为王菲一人所写的歌词就超过百首，为黎明写的歌词超过80首，为林德华、彭羚、Twins、郑秀文等人写作的歌词也都有数十首。那英、孙楠、韩红等人的专辑数量同样可观，每人几乎每年都有数十首新作推出。电台、电视台的流行音乐排行榜几乎每天都会更新，每天都有新的歌曲上榜。以百度网站为例，百度的mp3搜索网页上，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歌手推出他们的新歌，排行榜基本上是每隔三天更新一次，新歌上榜和落榜的速度都很快。⑥词作的产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如果大众对词作并不喜爱，那么，流行歌词的产量绝不会如此庞大。
　　（二）词作的广泛传播
　　流行歌词不仅创作数量巨大，而且它的传播范围也是极为广泛的。唐五代北宋词如此，现当代流行歌词也是如此。今天已经无法亲眼看到唐宋时期词作广泛流传的盛况了，但借助文献，我们还是可以想见在当时词的流行状况。据文献记载，晚唐时期，温庭筠的歌词流传十分广泛，常在筵席中被演唱，“迄今（咸通间）饮席多是其词焉”⑦；五代时期，晋宰相和凝少年时写的词“布于汴洛”⑧；柳永的词作散播四方，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达到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⑨的地步，他的词甚至在僧侣之中也被人熟知。普济所辑《五灯会元》卷十六的一则记载，可以窥其一斑：
　　邢州开元寺法明上座，……后归里，落魄，多嗜酒呼卢。每大醉，唱柳永词数阕，日以为常。……摄衣就坐，大呼曰：‘吾去矣，听吾一偈！’众闻奔视，师乃曰：‘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言讫寂然，撼之，已委蜕矣。
　　秦观的词作在当时同样是作为流行歌词广泛流传的。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记载：“（范）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可见秦观的这首《满庭芳》在当时受欢迎程度之高。
　　现当代流行歌词在民众中流传也是极为广泛的。清晨在公园散步，经常能听到一群年逾古稀的老者共同歌唱。他们演唱的曲目中，就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传于旧中国的流行歌曲，如《四季歌》、《天涯歌女》、《流浪歌》等等。时隔六七十年，这些歌曲的歌词仍然被老人们熟记于心，可见它们当时流传之广泛。而当代，流行歌曲的传唱之广则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根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全国商品录音盒带生产量1982年为600万盒，1983年增加为1800万盒，1984年为4000万盒，1985年为7000万盒，1986年为7400万盒，1987年进入商品盒带的高峰期，全年生产量为1亿零200万盒。从1982年到1987年六年间共生产商品录音和带3亿1千万盒，其中80%是音乐品种盒带。而在音乐品种盒带中，85%是流行音乐”⑩。这是大陆地区的情况。港台地区的专辑发售量也十分庞大，如1994年，年度畅销歌曲专辑为：刘德华的《忘情水》，唱片销量达80万张以上；巫启贤的《太傻》、张学友的《偷心》、张信哲的《等待》、王靖雯的《谜》、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等九部专辑唱片销量，均达到了三四十万张。各种大中型文艺汇演中、各种社会活动中，都少不了流行歌曲的演唱。如今，无论是走在大街上，行至商店中还是坐在公交车上，身处咖啡馆、酒吧内，随处都可以听到流行歌曲的传唱。欣赏流行歌曲俨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了。
　　（三）词作者及传唱者被热力追捧
　　流行歌曲被广泛传唱，在市民阶层中，词作者及演唱者名声大振，被喜爱他们的群众热力追捧。在古代，甚至连一些喜爱词的皇帝也未能免俗，有的人专门献词讨好皇帝。唐宣宗爱唱《菩萨蛮》，令狐相国为了讨好宣宗，就请当时知名词人温庭筠创作新词，当成自己的作品，进献给皇帝；宋仁宗颇喜柳永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词人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更高。以柳永为例，由于他的词作被时人热捧，演唱其作品的歌妓，立刻会声名大噪，所得的金钱也会翻倍，因此，歌妓们都主动赠予柳永财物，来换得他的作品。教坊乐工创作出新的曲调，也请柳永填词。不但词作者受到人们的喜爱，传唱者也被大众熟知。词的传唱者为歌妓，她们大多色冠一时，能歌善舞，身怀绝技，受到了包括士大夫阶层在内的广大人们的喜爱。王灼《碧鸡漫志》一书中在叙述唐代女性歌手时，提到了很多歌妓的姓名；崔令钦的《教坊记》和孙�《北里志》中也记载了当时知名歌妓的诸多事迹，多是夸耀之词。北宋最著名的歌妓是李师师，她走红的时间很长，从北宋中期直到北宋末年。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记载：“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晁冲之叔用每会饮，多召侑席。其后十余年再来京师，二人尚在，而名声溢于中国。”
　　现当代流行歌曲的词作者和演唱者更是被大众热力追捧。由于社会的变革，词作者和演唱者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0世纪30年代，黎锦晖先生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他的剧团里有一批大红大紫的知名歌星，其中最被人们熟知的是周璇。这位相貌出众、声音柔媚甜美的歌坛奇女子所演唱的许多歌曲至今仍在广泛传唱，被奉为经典，她的唱片也被许多人永久收藏。21世纪中国歌坛，人们对流行歌曲的词作者和演唱者的喜爱更是空前痴狂，词作者黄�、林夕、方文山等人被大众熟知，黄�创作的《沧海一声笑》、《倩女幽魂》等歌词兼有古雅之风与当代之感。在奥运期间，最流行的北京迎奥歌曲《北京欢迎你》的歌词就是由林夕执笔。歌手周杰伦之所以能成为歌坛新“天王”与方文山为他所写的立意新颖、语言优美、极富画面感的歌词是分不开的。方文山的自传和词集也成为畅销书，一时大卖。这些流行歌词的词作者，他们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当代不少职业诗人。与此同时，流行歌曲的演唱者更是被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空前痴狂地追捧。很多歌星所演唱的歌曲不但被大众广为传唱，连他们自身的生活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追星，社会上还出现了诸如“追星族”、“粉丝”等新兴名词。一些追星族为了见自己喜欢的明星一面，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歌星这一群体的号召力和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科学家、作家、学者，成为大众最为熟知的一个群体。
　　二
　　虽然人们对流行歌曲极为喜爱，也因此提升了流行歌词在大众中的地位，但崇尚“雅”趣、标榜精英文学的职业文人，在理性上始终对流行歌词难于报以崇敬之心。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歌词或多或少都存在轻视甚或鄙薄的态度，主要从以下几点中可以体现出来：
　　（一）从歌词的称谓上看
　　唐五代北宋文人对词的称谓有很多种，从这些称谓上，可以看出文人对待词的态度。那时的职业文人称词、评价词，多在“词”字前加一个“小”字，称为“小词”。以示词与诗大小有别、尊卑不同。如宋人杨绘词话著作《时贤本事曲子集》中，只要言词必称“小”；苏轼虽然拓宽了词境，改革了词体，但提到词时，仍称“小词”，如：“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李清照虽然认为“词别是一家”，但在称谓上，也沿袭了“小词”这一称谓：“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做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职业文人对词的另一个称谓是“诗馀”。关于这个“馀”字，学界有很多种解释，其中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解释就是诗降格为词，词不过是文人写诗之余的游戏之作而已。给人感觉词像是从诗上掉落下来的一块多余的土疙瘩。另外，还有人称词为“倚声”。此称谓虽然点出了词作为音乐文学，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特性，但也或多或少忽略了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与独立性。
　　现当代流行歌词的称谓也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带有鄙薄态度的称谓是“靡靡之音”、“黄色歌曲”。由于现当代流行歌词的内容多为男欢女爱，在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这种通过歌词将情爱内容传递出来的方式，很难被正统文人认同。于是，对流行歌词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港台邓丽君的磁带刚刚传入新中国大陆地区时，就几乎被封杀；传播、传唱邓丽君爱情歌曲的人，都被视为个人生活作风问题，邓丽君的磁带也成了违禁传播的“黄色制品”。时至今日，仍时或有一批思想保守的文人、评论家称流行歌曲为“黄色歌曲”，认为是流行歌曲毒害了一代青少年纯洁的心灵。
　　（二）从文人对待歌词和其它文体的不同态度上看
　　崇尚雅的文人，大多把流行歌词当成茶余饭后、尊前花间消遣的娱乐品，而不把它纳入主流文学的范围之内。宋初宰相钱惟演曾说：“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词在他的眼中成了茅坑文学，只配在上厕所时阅读。可见词在当时文人心目中地位是极为低下的。《北梦琐言》卷六记载，和凝当上宰相后，将自己年少时的词作“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卷四又记载，唐代的官员薛绍蕴每次入朝都喜欢歌唱《浣溪沙》词，有一次，一位门人辞归乡里，话别之时，规劝薛绍蕴说“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沙》，即某幸也”。人皆认为此番规劝乃是诚挚之言。更有甚者，有的人竟因为作词而影响了功名前程。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宋仁宗时期的词人柳永。柳永的词天下流传，散播四方。宋仁宗在私下里也极喜欢柳永的词作。但他仅仅是在感性上接受，在理性上，他对作词这种行为极为排斥。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中记载：“柳三变‘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和清代沈雄的《古今词话》上卷也有相似的记载。由此可见填词害人不浅。
　　现当代流行歌词，在产生之初就没有受到过正统文人的重视。很多著名作家、诗人都致力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很少有职业作家涉足流行歌词这一领域。现在通行的十几种现当代文学史中，有关通俗文学的部分多提及武侠、言情小说，但几乎无一提及同样被民众熟知的流行歌词。流行歌词很难进入正统文学界的视野，甚至在大多数文人眼中，它还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对此，乐评家说的很清楚：“流行歌曲在中国的命运是颇为悲惨的。无论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它复兴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它一直就像一个没有身份证明的私生子混迹于中国大众文化阵营中”，“尽管今天它早就登堂入室，成为上到国家庆典，下到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物，但是仍然是‘妾身不分明’”。新诗是与现当代流行歌曲相类似的一种文学体裁，文学界出版了很多诗歌流派的总集和单个诗人的作品集。现代诗人戴望舒、徐志摩、艾青，当代诗人海子、顾城、舒婷等等都是大众耳熟能详的诗人，他们都有作品集问世。而相比之下，现当代流行歌词的总集或单个词作者的作品集就比较少见，甚至一些知名词作者的作品集从来就没有出版过；所能找到的也只是作为吉它曲谱的流行音乐乐谱，并非作为单纯的文学作品出版。这些都说明，流行歌词在文学界从没有受到过应有的关注，大多数文人仍把它当作一种仅供大众享乐的方式，忽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词作者在文坛的声誉也远不如作家、诗人，甚至还极易受到谴责和批评。与词在封建文人心目中的地位类同，流行歌词在当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极为低下的。
　　（三）从文人对词作的评论上看
　　古今文人对同时代配曲词作的评价，总体来讲是比较低的。早期的词受到正统文人的批评就很多。唐五代词流传广泛，但因其内容大多涉及艳情，所以很多评论家对其都持贬斥的态度。如南宋陆游有《跋花间集》两篇，一篇说唐自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另一篇更是态度鲜明地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北宋名臣欧阳修，身念国家，心系百姓，诗文中多经国之大义，而其《六一词》中则多艳词，其间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颇多鄙亵的艳语，有的人就认为“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以此来诋毁欧阳修的名节。这些写作流行歌词的词人，不仅他们的作品被贬斥，连他们的人格都受到轻视。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柳永。温庭筠此人在唐末、五代、宋初的笔记中没有不记他几条的，他的形象被描述为一个整日狎游，不修边幅，酣醉终日，因写作侧艳之词而累年不第的落魄浪子形象。而有关柳永的人品问题，北宋人严有翼《艺苑雌黄》中记载：“柳三变……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永生活放荡的作风，是需要士人君子引以为戒的。
　　似乎同唐五代北词所遭受的贬斥一样，现当代流行歌词所受到的批评也是此起彼伏。对于20世纪30年代黎锦辉等人的创作，在当时就有很多文章给予批评和指责。或评为“下里巴人，玷污学府，村歌小调，遗害儿童”；或斥为“旁门左道，不是正宗”等等；更有甚者，把黎锦辉指责为中国艺术届的“恶化分子”。1934年7月，聂耳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文章中也批评了黎锦辉带领着一帮红男绿女，所演唱的歌曲是“香艳肉感热情流露”，而被这种艳曲“麻醉的儿童无数”。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流行歌词也仍然没有逃过批评和质疑的狂潮，“肤浅、平庸、无深度、媚俗、伪个性”等耻辱的印记仍然盖在流行音乐的脸上无法消除。对流行音乐有人就下过这样的定义：“流行音乐是那些娇腻缠绵、轻狂迷惘、内容格调不健康以至卑俗的音乐统称。总而言之，流行音乐就是黄色音乐。”批评者还强调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本身不要求深度，不要求注意力，不要求历史，只是一种消遣和休闲的方式，一种文化快餐，他的个性本质上是‘伪个性’的、‘无灵魂’的、‘虚假’的。”1999年，有人把《同桌的你》、《一无所有》等在国内广为传唱、影响颇深的流行歌曲斥为“污浊的流行歌曲”，称其为“学生的精神迷雾”，“严重侵蚀了青年身心的健康成长”。可见，流行歌词在当代仍然没有得到正统文化界的积极评价，社会地位依然不高。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正统文人对待流行歌词的态度，正如王兆鹏先生曾指出的――持一种在感情上难以割爱、观念上又鄙视轻蔑的矛盾态度。可见，一种观念的改变是何等的艰难，一种新兴的俗文学要得到普遍的认同，地位得到真正的提升，需要多么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三
　　流行歌词地位的二重性给流行歌词的发展也带来了两大弊端：
　　（一）文人以游戏的态度写作流行歌词，使太多的流行歌词缺少高雅的文化品位而流于浅俗。
　　唐五代北宋词虽然有不少雅致的名篇佳作，但我们必须看到，很多文人词作都语涉淫邪，不少作品直接描写赤裸裸的肉欲，追求感官的刺激。如欧阳炯《浣溪沙》（兰麝细香闻喘息），大胆而直接地描写床笫之欢，香艳入骨。柳永的《菊花新》（欲掩香帏论缱绻）一词被清代李调元评为“柳永淫词莫逾于《菊花新》一阕”。在很多流传下来的文人词中都能找到类似的描写，即使是欧阳修、黄庭坚等人亦不能免俗。不过，五代北宋的文人作词，虽然偶尔语涉淫邪，但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品位较高，社会地位也大都比较高，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最终使得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走上了雅化的道路。当代流行歌词的情况则不然。当代文人几乎不屑于参与流行歌词的创作，偶一为之，也仅仅当成游戏，他们对流行歌词始终抱有鄙夷的态度。由于缺少高品位文人的参与，使得当代一些流行歌词显得过于浮薄、粗俗，如：“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死了都要爱”等等，内容粗鄙无聊。流行歌词可以通俗易懂，但决不能低俗浅陋；可以至情至性，但决不能淫靡色情。流行歌词是大众最熟悉的通俗文学样式，品格低劣的流行歌词对大众，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在文人阶层，流行歌词的地位得不到提升，直接导致其理论建构滞后，文学理论界缺乏对流行歌词作品的鉴赏和批评。
　　古今流行歌词在生存与发展中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评价体系的缺失，使得流行歌词的发展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唐五代北宋词的创作空前繁荣，但有关词的理论只散见于词籍和笔记杂著中。北宋时期，只有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可以算是词话专著；但它作为本事体词话，“很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直到南渡前后，才出现了较多的词话专著，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专门著书立说讨论过词作的评价标准。缺乏理论体系，缺乏对词作的批评和鉴赏，使得一些作者不以创作淫词为耻，这就使词有机会流于淫俗。当代流行歌词的情况似更为严重：文艺理论界根本没有对流行歌词的评价体系，极少有人将文学批评的触角伸到流行歌词这一领域中去。即使有，也是抱着将流行歌词“一棒子打死”的批判态度。在广大文人阶层，流行歌词甚至算不上是文学，更谈不上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这一现状使得流行歌词的发展缺乏正确理论导向，呈现自生自灭、任意发展的状态。一些文化品位低下的创作者甚至认为没有什么词句是不可以写进流行歌词的，这就造成了不少流行歌词不但语法错误，语意不通，而且内容鄙陋粗俗，涉及暴力与色情，其影响之坏、流毒之广是可以想见的。
　　为了避免以上两大弊端的出现，当代文人应当借鉴唐宋词的创作经验，吸取唐宋词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转变对流行歌词的态度。葛兆光先生说得好，文人参与流行歌词的创作实质上意味着“一种深邃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文化修养对文学样式的渗透和对文学品格的提升”。流行歌词需要更多品位高雅的文人参与创作，需要文人的重视，只有这样，当代流行歌词这株奇葩才能更加绚丽地开放。
　　
　　
　　注释
　　①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9页。
　　②谢桃坊：《再论宋代民间词》，《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40页。
　　③（清）彭孙�：《金粟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723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二，志九十五《乐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3356页。
　　⑤详见《上海百年文化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72页。
　　⑥详见http://mp3.省略/。
　　⑦（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⑧（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林青、贺军平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⑨（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28页。
　　⑩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
　　详见付林《中国流行音乐2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林青、贺军平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07页。
　　（宋）苏轼：《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0页。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54页。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林青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林青、贺军平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金兆均：《颠覆还是捧场》，《读书》，2002年第2期。
　　（宋）陆游：《跋花间集二》，《陆游文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2277页。
　　（元）吴师道：《吴礼部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92页。
　　《开明》（音乐专号），1928年，第702页。
　　于今：《狂欢季节――流行音乐世纪飓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5―276页。
　　傅晓蓉、范思成：《流行歌曲与校园文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参见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1页。
　　朱崇才：《词话史》，中华书局，2006年，第37页。
　　葛兆光：《唐诗过后是宋词》，《读书》，1994年第2期。
　　
　　责任编辑：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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