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民国元帅在哪看 [革命纪念之下的纷争:民国第一届国庆纪念]

　　[摘要]民元国庆前夕，纷争的各派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暂时达成了妥协，共筹国庆纪念。表面上看，民元国庆纪念中革命纪念成为公共空间和集体记忆的主流，但不同势力集团的纪念指向，有显著的区别：革命派突出的是革命，北洋派政府突出的是共和，湖北派突出的是湖北的独特地位。民元革命纪念的主题只是脆弱和局下的产物，各势力集团争端的始终存在，使民元国庆纪念呈现分裂的面相。本文通过民元国庆活动透视各派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并由此分析其后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国庆纪念，民元，革命派，北洋派，湖北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4―0025―07
　　以孙中山进京为契机，1912年8月之后，各派势力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目的暂时达成了妥协，和局得以建立，民元国庆在良好的环境之中展开。从表面上看，民元国庆纪念的主题表现为革命纪念，但事实上，在国庆纪念活动中各势力集团存在很大分歧，其后不久，随着脆弱和局的打破，民初社会陷入政争和混乱，国庆纪念和革命纪念的主题出现反复。民元国庆纪念是民初政局的写照和发展预示。以往对民元国庆的研究成果较多①，但目前还缺乏对民元国庆中势力集团纷争的深入分析。
　　一、和局构建和国庆日设立中的争端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事实上分为三派力量，并分别控制了中国的三个区域：袁世凯的北洋派控制长江以北，但力求控制全国；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派依仗武昌首义之功控制湖北，这一派处于南北之间，但又各不相附，并极力保全自己的领地；南方地区受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控制。除此三派力量之外，还有各个派系之内的小派系，因此，民初政局纷乱，政令不一，袁世凯既无法染指黎元洪的湖北，也难以控制南方革命党人，在这种状况之下，黎元洪担心袁世凯染指湖北，而袁世凯想拉拢黎元洪，尽力避免黎元洪与革命党人联合，从而进一步据湖北而控制全国。在所有的矛盾冲突中，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之间的对立处于核心。
　　袁世凯政府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多重危机，使其不得不借力于国内重要势力革命派，因此，袁世凯屡邀孙中山、黄兴北上。革命派内的稳健派认为中国时局混乱，如果再有大乱必招致亡国，孙中山正是稳健派的领袖，他主张：“以国家为前提，不当以党派相倾轧，且各党尤当相互磨砺，交换意见。”基于稳定政局的考量，孙中山不顾南方革命党人的极力劝阻坚持北上并于8月24日到达北京。
　　孙中山8月北上的一系列活动不但对处于多重危机中的袁世凯及其政府产生了很大帮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各派的争端起到了调和作用，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北洋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激烈争端暂时处于低潮。因此，民元9月份以后出现了暂时的政争、党争相对平息的阶段。
　　民国建立之后，仿照西方国家设立一个每年纪念的全国性纪念日成为各方认可之事，对于纪念日的设定各派系或集团出于不同目的提出了不同的纪念日期：武昌起义日、黄花岗起义日、南京政府成立日和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日。除社会各阶层外，实力派之间的争论尤为引人注目。革命派属意以黄花岗起义作为纪念日，1912年5月22日同盟会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的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许多同盟会高层人物如国务总理唐绍仪、蔡元培、章太炎、胡英(瑛)、景耀月等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纪念演说。设定一个纪念革命的节日成为革命派的强烈诉求。
　　黎元洪为首的湖北派倾向以武昌起义之日作为纪念日。1912年9月9日时任临时副总统兼鄂军都督的黎元洪电请中央，“以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十号，在鄂举办周年纪念会”。革命派也认为武昌起义的地位不容忽视，9月16日，黄兴提出10月10日值得纪念，他认为数十年来之斗争，至武昌起义，全国赴助，而告成功，“当以是日为民国一大纪念日”。黄兴和黎元洪提出以武昌起义为纪念日的指向显然不同，黎事实上提出了以武昌起义日为国庆日的建议，而革命派仅提议武昌起义作为国家纪念日的其中一个。此外，北洋派主张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日作为国家纪念日。当时舆论认为：“如纪念革命则应取武昌起义之日，如纪念共和则应取南京政府成立或清太后下诏宣布共和之日。”共和纪念还是革命纪念是北洋派和革命派争论的要点，革命纪念中呼声最高的是武昌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而武昌起义更得到广泛认可。
　　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1912年9月20日，国务院提出国庆纪念日案，并呈报大总统，咨请参议院审议。临时参议院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成立，议员的3／4是同盟会员，孙中山在临时参议员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参议院议决最可能倾向于革命纪念：黄花岗起义或武昌起义。在具体设定哪一个为国庆日方面议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9月24日参议院开会讨论，国民党议员认为纪念日的设定“非常重大，将来之子子孙孙，看之太易，即无价值，总要使后世知道有多少艰难困苦，如此最有影响者，即广州”。“从前广州之役，黄花冈死义之人甚多，中国革命成功实赖此为之一振，若不作为纪念日，似乎不甚公允”。广州起义“有爱国思想有坚忍之思想，有惨苦之思想”，“发起国民之精神，亦由广州而振也”。湖北籍议员倾向以武昌起义为纪念日。双方激烈争论，最后表决的结果以武昌起义为国庆纪念日，国民党议员不得已提出：“广州黄花冈起义日为革命最烈最惨，实倡武汉先声，请加入纪念。”“广州可代表革命失败，武昌可代表革命成功，国庆纪念并行不悖。”
　　在当时脆弱和局的背景之下，袁世凯表现出了尊重舆论和民意机关的倾向，9月30日袁签署大总统令：“参议院议决国庆纪念日案，兹公布之。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十日为国庆日，应举行之事如左：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兵；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以南京政府成立日即正月初一日，又北京宣布共和日即二月十二日，为纪念日，是日均放假休息。”
　　在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更倾向于以武昌起义为纪念日，相比较而言，黄花岗起义纯粹是革命派的行动，而武昌起义之后正是南北双方的斗争、调和、谈判最后促使了清帝退位，共和建立，袁世凯的北洋派自认为在共和形成过程中大有作为。革命派对于武昌起义看到的是其革命因素，而袁世凯看到的则是共和，并且从根本上而言，袁世凯是非常反感“革命”话语的。
　　就社会舆论方面而言，革命纪念的呼声很高，尤其倾向于武昌起义，甚至有人主张以武昌起义之年为民国元年：“我中华旧历史，无论以子继父，以弟继兄，以孙继祖，大都以即位之年为元年，即欧西之俗，亦无不以即位之年为元年也，况我民国，不认去年为革命之年则已，如认为革命之年，则去年理应为我民国之元年，何必推让为旧清之年，宣统之年也哉，或日，只因民国未统一之临时孙总统，欲为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第一大总统，遂 以到南京之夜宣布总统誓文之日为元年，而其日适为阳历之元旦，故即改为中华民国之元年，而不暇间中华之脱去专制，而改为民国也，实肇始于武昌之起义，而武昌之起义，实肇始于去年阴历之八月十九，更不暇间去年阴历之八月十九，亦即阳历之十月十号。”对武昌起义缔造民国的地位和功绩给予肯定，对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的动机产生怀疑。民国建立一年来的社会状况使人们对革命目标的实现与否产生怀疑，对主政者产生不满：“所以庆祝去年者，庆祝去年为民国开始之年也，民国开始之年，非民国之元年而何，名不正，则言不顺，岂有抓周之年，非肇生以后之第二年乎，愚且不暇论，应以元年为抓周之年，但欲一观庆祝抓周者之所抓，抓国利乎，抓民福乎，抓以为公乎，抓以为私乎，抓其名而弃其实乎，窃恐所抓，不在公私，不在名实，而更在其下焉者也，呜呼民国，呜呼民国之抓周。”
　　民国建立之后，不仅革命派和非革命派之间存在斗争和冲突，革命派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处于严重分裂状态。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和分裂不仅促使了革命成果的迅速异化，而且在其后革命派奋力一搏之中注定失败。革命派和非革命派之间理念的截然差异使其后矛盾的白热化不可避免。民元国庆日设立中势力集团之间的复杂矛盾从一个侧面预示了民初中国的政治走向。
　　武昌起义作为国庆日是各方斗争、调和的结果，是脆弱和局背景下的产物。
　　二、革命纪念主题下的分裂
　　考察民元国庆纪念活动的过程和细节，可以发现，纪念会场的布置、拜祭先烈、游行、演戏等一系列纪念活动和知识界倡导的主体内容(国庆歌曲、诗词等)都体现了民元国庆的主题：革命纪念。正如《民立报》所言：“回思去年今日鄂渚大捕革党，风声鹤唳，中拼头颅，绞心血，义旗一举，薄海欢呼，人孰无情讵能忘此，记者以为明日之八月十九，有心人当奇其独致之深情，而全国欢庆则当然在重十节也。”“去岁武昌起义之八月十九日实为阳历十月十日，今参议院议决以是日为国庆日，吴稚晖先生名之为双十节，盛也，革命纪念也。”国庆节前后，北京、武昌、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行了相当隆重的纪念活动，“革命纪念”成为公共空间的共同话语，成为集体记忆的主导内容。
　　(一)革命纪念：民元国庆纪念的主题
　　1　会场布置及祭拜先烈
　　民国第一届国庆纪念在社会推动、政党和政府主导之下进行，纪念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会场布置、拜祭、游行、演讲、娱乐活动等，从会场布置到娱乐活动无不体现“革命纪念”这个主题。各大城市在国庆前夕对纪念会场进行布置，考察北京、武汉、南京、上海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纪念会场布置都凸显了祭奠烈士的位置，体现了革命纪念的特色和主题。
　　北京国庆纪念会场设在北京琉璃厂工艺局，会场布置华丽隆重。东西两门各扎松牌坊一座，会场中高搭彩棚，摆设各种鲜花，遍插五色旗和万国旗。在显要位置北面正中搭祭坛一座，“外面高置国旗，坛中有白缎，灵牌上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烈士灵位’十三字，前供鲜花果品，炉焚檀香，台系三级式，灵位上用国旗及陆海军旗作三叉式，坛前经纬均用彩花及万国旗。”祭坛向西是陈列馆，“陈列死事诸烈士之写真及革命战事各摄影约千余枚，中陈玻璃匣内，有革命之印信文札刀矛枪械，烈士遗物如假发辫及被难之衣帽，更有某女士输送北京炸弹之特制背心，又汪兆铭等在监禁时所系之铁链镫铐等等，又王天纵君起义时之旗帜等物。”会场外搭建一高大华丽的黄鹤楼用以国庆当日排演武汉战争、金陵战争等与革命主题相关的新戏及举行其他纪念活动。“外杂松花牌楼数座，沿会场内外所行路均树以五色鲜彩口口(原文如此)，悬挂革命万岁彩灯数万及各种电灯瓦斯灯，陆地皆用。”并“于会所内设大总统暨国务员更衣退席室及来宾招待所为国事诸君家属接待所”。
　　武昌是首义之地，以武昌起义缔造民国之功获取政治资本的湖北派更是在国庆纪念中凸显革命纪念特色。国庆日之前黎元洪命令湖北各界追悼“彭、杨、刘三烈士以及阵亡诸忠义”。“祭祀场系以前清时万寿宫改建头门，以外唯纸牌楼二座，头门以上，用电灯扎成烈士祠三字匾额一方，旁以松枝编成‘光复纪念国庆日’七字，内为大礼堂，以从前大殿改建，旁有音乐室，军乐室二门，以外有休息室，执事室，招待室，礼堂均各陈列烈士牌位，分作四层，首层为彭、刘、杨三烈，次层为本省起义前死事殉难诸烈，次为各省光复前后死事殉难诸烈，又次为阳夏阵亡诸烈，礼堂左右皆挂各省都督代表一切人等所送联文，由头门以及礼堂均挂电灯，各分两线，旁悬各国旗帜，中道及甬道走廊各处皆置时花名卉。”都督府规定：“祭品及适用之品归内务司执掌，会场以外如招待所等处归本府庶务科办理。”武昌纪念会场烈士纪念占据了最大空间，与他省不同的是对本省烈士纪念优先，这体现了主导者的强调武昌起义、湖北革命地位的心理。
　　南京作为孙中山临时政府所在地，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地区，国庆纪念会场布置自然更加突出革命纪念的特征。祭奠先烈地点选在中正街万寿宫，“东辕门用花扎崇德二字，西辕门用花扎革命纪念四大字，大门内牌楼嵌山河奠定，复旦光华八大字，正厅供民国死难诸先烈神位一座，四围均用花采围成长廊，则万国旗飘，各处门户均悬有国旗或陆海军旗，入夜电光一发，尤觉光耀夺目。”㈣
　　此外，镇江商会商团主导的国庆纪念同样充满了喜庆和革命气息：“各团营均高搭五彩牌楼，遍缀苍松翠柏，中嵌五色电灯，陆离光怪，耀目争炫，城内外各商号亦悬旗结彩，同伸庆贺，并设立礼堂，于镇舞台供奉革命死难诸先烈灵牌。”
　　祭拜先烈是民国第一届国庆的重头戏，各地国庆纪念活动都是从对先烈的祭奠开始的。由革命纪念会改成的共和纪念会在国庆日的开幕更为北京的国庆纪念活动增添了活跃的气氛。革命纪念会改成共和纪念会后仍然由国民党人主导以国民党为主体，由胡瑛任主席。国庆当天10点钟，共和纪念会在北京琉璃厂举行开幕活动，“会场中分设祭坛、革命文物陈列馆、运动场、杂技场、演剧场等，全日到会者逾十万人”。纪念会首先由祭奠先烈开始，接着为演讲，由宋教仁、白逾桓、周震鳞，田桐，蒋翊武、姚雨平等国民党人，分别演说革命历史。民众可以参观纪念陈列，观看重现辛亥革命历史的“国庆纪念戏”等，场面隆重而盛大。
　　由于特殊的地位，武汉的国庆纪念活动为时人广泛注意，中央、地方和各势力都派代表参加武汉的国庆纪念活动，孙中山的私人代表孙科、总统府代表哈漠章、参议院代表汤化龙、各省各界代表共四百余人，民众、学生及军队参加者数万人。“晨间在万寿宫址举行典礼，礼堂内悬彭、刘、杨三烈士遗像，盖去年起义之际为瑞征所杀，又湘省第一都督焦君遗像及殉身革命诸先烈之灵位，参议院正副议长代表宣读赞词，继乃陈献祭品，并有身体残废之兵及先烈遗孤数百名向灵位行礼，表敬礼节，极为庄严而足铭于心，既而国民来观者极为拥 挤。”“凡莅会人员祭奠均行三鞠躬礼”∞。国庆纪念日之后，武汉祭奠先烈的气氛仍然未减，“连日有各省代表及军队会合往万寿宫致敬先烈灵位”鲫。对先烈的怀念意味着对革命功绩的颂扬，对革命之功的铭记。
　　南京国庆日对先烈的纪念除具备武汉和北京的特征之外，国民党人举行的颂扬革命、纪念先烈的演讲和游行活动使其更具有革命纪念的意味。
　　2　纪念活动
　　除祭奠活动之外，国庆日中的游行、演讲及其他娱乐活动(提等会、歌曲、演戏、电影、文学作品)等也充满了革命纪念的内容。
　　北京国庆纪念活动当日“排演纪念戏剧，有武昌起义、南京政府成立及南北统一等剧”㈣。以文艺形式重现革命情景是对革命最直观的纪念和宣传。
　　国庆日的群众活动也鲜明地体现了革命纪念的主题。国庆期间开放天坛三天，天坛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热闹非凡。10日晚，到达天坛的观众约五六万人，“革命万岁!”“共和万岁!”“各烈士万岁!”之声欢呼震天。
　　游行是国庆日的重要活动，民元国庆最具特征的是武汉国庆日的伤兵游行，“铁血养济院受伤兵士二百余人，饰以军服，佩挂黄绫，并标明姓氏，伤在何处字样，以扎彩椅轿，导以军乐游全城”，追随游行队伍者人员无数，场面非常感人。
　　提灯会、游艺会、游行等活动的举行更使国庆日充满了节日的喜庆和革命纪念的氛围。如南京“九号十号十一号三日夜间最为热闹，各军队均举行提灯会，普通灯则用五色国旗或书革命周年纪念或书光复纪念或书铁血立国周年纪念，特别灯则用醒狮灯取中国如睡狮猛酣之意，其各种花灯名目不一，光怪陆离。”
　　上海是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也是早期革命党人的活动聚集地，其国庆纪念活动异常活跃。上海的国庆纪念活动既体现对革命的纪念，也表现出对共和的欢欣鼓舞。国庆日游行队伍高唱国歌，军乐并奏，延长三余里，人数达两万以上，共“表全国欢庆之忱，祝亿世共和之福，诚四千年来罕见之盛会也”。
　　革命纪念的主题在国庆纪念活动中被革命党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南京举行的国庆纪念活动中，“黄克强先生之第一舞台演说革命历史，谓民国成立，实由死义诸先烈前赴后继，再接再厉之功，今日躬逢盛典，当无忘去年今日及以前诸先烈死义之种种苦痛，此后缔造共和，当唯生者之责，不然有何面目以对诸先烈在天之灵云云”。孙中山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今年之日，为去年今日举行纪念，愿明年今日，全球各国为吾中国举行纪念。”
　　革命党人积极主动的参与并主导国庆纪念活动，对国庆纪念进行阐释，强化了革命纪念的主题。在北京，国民党主导的共和纪念会排演国庆纪念戏，以文艺形式再现革命。这场国庆纪念戏剧情分十二幕，依次为：“一、武昌兴师。二、南北大战。三、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害。四、黎元洪致书萨镇冰。五、瑞潋逃走。六、冯国璋火烧汉口。七、张彪、铁良安置家小。八、狮子山、雨花台大战。九、光复南京。十、唐绍仪伍廷芳议和。十一、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十二、大总统即位。”国民党人通过剧情，宣传、阐释、再现革命，突出革命党人在革命建国中的地位和功绩，其目的在于扩大其政治影响，申述其在民国政坛的应有地位。革命派的这些做法和其反对派特别是北洋派扩大政治势力、独大中国的目的存在严重冲突，必将招致其不满，双方矛盾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时脆弱的和局必然坍塌。 知识分子以评论、诗歌等文艺形式对革命活动的记忆成为构建革命纪念氛围的重要形式。国庆前后知识分子发表了许多对革命历史中的人物、事件、思想的各种评论，其主流舆论是对革命充满了溢美之词，如“斩短命之君统，开万世之先例，是不可不归功于首义诸烈士”。“诸先烈既糜无数代价，以造成民国之雏形”。“我国民苦满清专制久矣。自去年武昌起义三数人登高一呼，万峰响应。义旗一指，各省景从，不及旬日之劳，遂建共和之盛举。四千六百九年之旧物光复于一朝，扫二百六十六年之淫威尽除于一旦”。人们感叹今日之民国较“武昌起义之前，偃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已大有不同，其原因在于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拥有媒体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民元国庆纪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发表了大量悼念先烈、纪念革命的诗作，热情讴歌革命创造共和的伟大功绩。这里仅摘取《申报》上的两首：
　　其一
　　万丈飞虹海狱摧，屠鲸汉水总雄才。
　　功名一霎回天地，谈笑黄龙倒酒杯。
　　其二
　　武昌起义是今朝，丹桂香随铁血飘。
　　相隔一年堪景念，彩旗五色炫云霄。
　　诗中满怀了对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颂扬和怀念，风格豪迈，颇能代表时论对革命的感怀。
　　(二)纪念中的分裂
　　民元国庆纪念活动中最活跃的是革命派，最突出革命纪念主题的是南京、上海的纪念活动。北京的纪念活动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相，一方面，革命党人在北京的活动使北京的国庆纪念呈现革命纪念的特征，特别是共和纪念会在国庆日的开幕更为北京革命纪念的主题增加了浓重的一笔。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人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内务部令其更名为共和纪念会，在国民党稳健派的主导下，革命纪念会更名为共和纪念会。共和纪念会在北京的活动是北京国庆纪念表现出革命纪念色彩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主政者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极力突出共和、淡化革命。国庆日北京政府主导在北京琉璃厂举行祭奠活动。1912年10月9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国庆日举行追祭礼，由国务总理赵秉钧前往致祭。”并“通告各团体于是日上午八钟后随时致祭，均诣灵位前行脱帽三鞠躬礼”㈣，国庆日当天，“晨间八时赵秉钧代表袁总统执行追祭先烈典礼，国务员及其余显贵到者颇众，行礼之地在琉璃厂，国庆纪念筹备处供设先烈之灵位，灵位之前置花果肴馔，到者皆向灵位鞠躬致敬，旋奏乐陈献花果祭品，后由赵秉钧宣读诔词颂扬先烈德行”。赵秉钧宣读的祭文日：“荆高云殁，我武不扬，沉沉千载，大陆无光。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神皋万里，禹迹所区，谁无血气，忍此濡需?矫首仰天，龙飞海啸，雷震电激，日月清照。蹉跎不遂，委骨荒�，壮心未已，毅魄长留，嗟我新民，毋忘前烈!煜煜国徽，自由之血。革故既终，鼎新伊始，灵爽既昭，�哉君子!”祭文仅提帝制告终，共和建立，对革命派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有意避之不谈。袁世凯政府不是第一届国庆的主体参与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对国庆日中革命者和一般民众倡导的革命纪念持反对态度，特定的局势促使他们不得不对革命者在国庆日的活跃和公开纪念革命的活动予以容忍，即便如此，对于革命者在北京公然以“革命纪念会”命名的组织仍然不满，令其改名为共和纪念会。
　　民元国庆中，革命派、北洋派和湖北派都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事实上三者对于“烈士”一词都有自己特定的解读。革命派纪念的是为推翻满清 政府、创建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以实现中国的强大为目标而牺牲的烈士，突出革命派创建民国的艰难、伟大和功绩，确切地说，革命派所纪念的烈士不包括南北对峙中死难的北洋军。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纪念的烈士则是南北对战之中死难的北洋系统的官兵，突出共和的主题。湖北派纪念的烈士主要指武昌起义前后在湖北死难的人士，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其他湖北人士，突出湖北的贡献和牺牲。民初革命纪念的主题之下呈现出分裂的面相。 三、和局的打破和革命纪念的消长 特定的历史遗产造成了民初派系冲突、政争不断的局势，相对而言，民元国庆前后是政争和冲突相对平息的时间，各势力集团为了各自的需要达成暂时的妥协为民元国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民国的建立构建了一般民众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向往，民元国庆中，一般民众对国家节日参与的广泛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调动了传统和现代的各种节日庆祝形式参与国庆活动。
　　国庆前后，在革命党的推动下，革命话语成为民初社会舆论的重要元素，民元国庆纪念出现了革命纪念的主导氛围，但民元一团和气、举国欢庆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多重矛盾和危机，革命纪念的表象之下各势力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国庆纪念前夕，革命派中的稳健派虽然对袁世凯暂时采取妥协、容忍和辅助的态度，但民国的现实和他们当初革命设想的巨大差距，使他们不由不充满感慨和伤感：“去年今日前赴后起，江汉汤汤烈士之血也。今年今日兴高采烈，四顾神州倒悬未解，其颂歌乎，其血泪乎。顾今日之红报，所以志昔之血痕，更所以志今之泪痕，读者其哀我乎!”作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追求者和实践者，革命派在民国政权建立之后的边缘化地位使其对主政者不满。国家的现实和自身现实的处境使革命者处于躁动状态，从整体上来讲，他们从没有放弃按照当初的设想改造中国的理想。他们不断述说其建国模式和追求，以革命的功臣、国家改造的监督者和社会发展的引航者自居。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民元国庆表现非常活跃，引导了革命纪念的主题。
　　对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来说，其主政理念和革命派截然不同，两者缺乏长久合作、和平相处的基础，最终和革命派兵戎相见不可避免。地方主义的延续和发展更使民初社会矛盾复杂多样。面对纷乱的政局，一些有识之土表现出了希望和担忧，他们希望：“从此以后，政府与人民，正宜协力同心，专致力于建设事业，第欲成建设事业，非将一年以来争权攘利，胡作非为，相倾相轧，相残相诈之种种行动，铲除净尽，决不能口(原文如此)共和之真精神，享共和之真幸福。则今日为革命周年后之第一日，口(原文如此)视为革面革心之第一日，伐毛洗髓之第一日，脱胎换骨之第一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庶几其有口(原文如此)乎。可爱哉此后之日月，可惧哉此后之日月。”㈣
　　不幸的是民国其后的时代没有变的“可爱”，而是变的“可惧”。脆弱的和局不久就被打破，民初社会陷入政争和混乱之中，革命纪念的主题逐渐消逝，纪念活动逐渐寥落，到袁世凯称帝之时，国庆纪念日遭到了禁止，帝制取消以后，北洋政府重新恢复了双十节。1916年国庆举国欢庆“共和复活”，纪念活动如火如荼，时人认为“自民国正式成立以来举行国庆大典者，此为第二次。这年国庆纪念热闹程度虽然与民国元年无异，但“革命”纪念的内容已经极大减弱。其后，政局动荡，政令不一，国庆纪念活动也日益寥落。即使有政府或团体提倡国庆纪念，其主题也与革命纪念相去甚远。
　　国民党建立政权之后，国庆纪念重新受到重视，纪念的主题回归到“革命”纪念，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把其塑造成革命的政党，宣扬其缔造民国的功绩，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庆纪念呈现出明显的革命化宣传和赢得政权合法性途径的特征。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黄远庸远生遗著(g-)[M]，民国从书(第二编)【z】_上海：上海 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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