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消费水平【消费性堵塞】

　　　　 　　　1、交通重新依赖于动物肌肉内部的化学反应 　　 　　　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有时会转化为奇妙的体验，何况我们早就学会了用自嘲来对待一切。在12月7日晚北京大堵车之后，网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首都北京，下了一场瑞雪，这场雪来得非常及时，不仅冻死苍蝇未足奇，同时也给一直处于干旱的北京带来一场及时的甘霖。更重要的是，这场雪把北京打扮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们看到，
　　从下午4点多开始，北京市民便陆陆续续走上街头，忘情地欣赏着眼前雪景，很多司机也放慢行驶速度，对眼前的雪景流连忘返。更多市民自发组成了欣赏雪景队伍，从王府井到东三环，从崇文门到北太平庄，从西坝河到苏州桥，到处都是激情四溢的市民，他们奔走相告，一条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像一条巨龙盘踞在北京的大小街道……”文章模仿新闻报道的语气说，“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国际汽车展临时改在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路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负责人说，采用开放式展览，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新产品的性能，人们直接就能看到不同车型在路面同时试车。我们发现，很多国产车靠后轮驱动的效果很好，尤其是在爬坡的时候，看到车轮飞速旋转，但就是不往前走。这让参观者能更仔细观察汽车的性能、结构。”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春天的事故”，事实上，事故和故事的确有点纠缠不清――这场交通大瘫痪就是无数故事的大背景。
　　　据说，西方有这样的诗歌，大意是――乘坐高贵的马车和出租汽车，每个女孩都能保持笑容。但如果你们一同乘坐电车，她还能对你微笑，那她就值得你去追求了。12月7日的晚上，出租车和电车上的女孩恐怕都难以保持微笑，她们要在车上呆1小时2小时3小时，除非她们下来，走到冰雪的路面上，好好享受北京冬天的寒风。如果一个小伙子能和一个姑娘这样走上几个小时，那或许就是浪漫故事的开始。
　　　据说，英国有这样的统计，讲有车的人能容忍的步行距离为800米，让他们走800米去做点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但800米以上，他们就一定会想着开车去。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交通都依赖于车，或者进一步说，依赖于能源。12月7日晚上，我们得以重温依赖于肌肉的交通方式，走着，或者用一句北京话说，叫“腿儿着”。中世纪的十字军就这样走的，公元前的汉尼拔军队这样走，恺撒在罗马这样走，维多利亚女皇在伦敦也是这样走。当然，他们其中一些人是骑在马上的，可马也是靠肌肉的力量完成运输模式的。一个依赖于电气和石油的城市在那个晚上古意盎然，交通重新依赖于动物肌肉内部的化学反应。
　　
　　　2、45分钟的车程能让我们从北京到河北
　　
　　　1819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出生那一年，伦敦有大约80万人口。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地区大约3英里，步行45分钟。今天，伦敦每个方向都有30至40英里长，人们坐地铁或开车到城里工作，平均所花的时间也不超过45分钟。詹姆斯・特拉菲尔在《未来城》一书中说:“我刚开始研究都市运输史，发现了一条规则――都市一直会成长到从中心到边缘约一小时之内可达的距离。我对这个发现相当兴奋，计划要取个名字，比如特拉菲尔都市发展定律之类的。一旦发现每个城市的规划者都知道‘45分钟定律’时，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沮丧了。这个定律是说，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在工作或购物的交通上花45分钟以上的时间。从幼发拉底河到哈德逊河，45分钟定律一直主宰了都市的规模。”
　　　45分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北京的国贸中心被视为CBD的标志之一，从“国贸”楼下沿京通快速路向东，开车30分钟就可以到达河北省境内，那里有一处“名人录”别墅、一个名叫“知本家乐园”的房地产项目，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如今的房地产怎样鼓动着一股乌托邦式的消费浪潮，那里有私家花园，可以自己修游泳池或网球场。
　　　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历史上的一大功绩是催生了城市规划这一研究课题。维多利亚女王在伦敦城里巡视时看到的情况肯定是越来越糟糕。史料记载，1580年伦敦首次发布禁止建新房的法令，1593、1607、1625年都曾经重申禁令，但结果是更大规模的乱建。1866年，英国还制定了《卫生法》，1875年有关于大众建筑的法规出台，然而城市状况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依然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1898年，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发表。那时候，工业革命使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环境的不断恶化，导致了城市的无限膨胀。城市的基础建设赶不上发展，城市居民生活环境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贫民窟与华宅美屋共存，城市地价呈畸形发展，人口分布极不合理。霍华德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疏散人口，也就是增强乡村对人吸引力，建立一个新型的城镇模式。
　　　100年前的霍华德能够考虑到的问题只是解决数万到数十万居民的居住问题。他更像一个社会改革家，希望提高当时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自愿迁出拥挤的伦敦。他的构想与今日北京面临的惟一一个相同的问题是城市不合理的膨胀。他不会想到，如今作为一种富裕生活的标志，数以万计的居民希望在城市近郊买上一所房子，只要那里离工作的地方在45分钟或1小时的车程之内。
　　
　　　3、他们都把自己关进了盒子里
　　
　　　“小盒子建在山腰上，小盒子粗制滥造。小盒子，小盒子，全他妈都一样。一个粉的一个绿，一个蓝来一个黄。它们全是粗制滥造，而且看上去全一样。人们都住进了房子，也都全上了大学。他们都把自己关进了盒子里，他们都来自一个地方。这里有医生和律师，还有公司主管。他们也是粗制滥造，而且看上去全一个样。他们都打高尔夫，他们都喝马爹利。他们都有可爱的孩子，孩子们都去上学，孩子们都去夏令营，后来他们都上大学。他们都把自己关进盒子里，他们出来进去全一样。男孩们都去做买卖，结婚后又多了个家。还是住在粗制滥造的盒子里，而且看上去全一个样。一个粉的一个绿，一个蓝来一个黄。它们全是粗制滥造，而且看上去全一个样。”
　　　这首歌是讽刺美国60年代中产阶级的《小盒子》，一生中的主要追求就是住进那些小房子里。在当时，能住进这种房子已经是很体面的了，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美国梦”的一部分。这首歌曲的作者皮特・西格看到美国西部由于沙化影响导致很多人逃荒要饭，洛杉矶富人居住区几十公里外就是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营。他看到这些贫富不均现象，写出了很多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歌曲。但这首《小盒子》并没有多少“左派”色彩。皮特・西格的另一首著名的歌曲是《花儿都哪儿去了》。
　　　据美国官方统计，到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市区人口，“形成了继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肯尼思・杰克逊(Kenneth Jackson)教授的“马唐草(crabgrass)边疆”理论对蔓延扩展的郊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传统、种族隔离的居住模式、相对便宜的房地产和较高的人均财富是造成郊区不断扩展的重要原因。
　　　马唐草是一种繁殖力极强的能蔓延成片的野草。美国郊区化不断的发展，大量普通人涌入郊区，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环境污染、单调的街道、缺乏特色的社区。所有的这些变化使郊区从中产阶级的乐园变成了拥挤的大杂院，面对这一切，中产阶级以及一些社会精英们希望通过“新城市主义”的设计理念来帮助他们重塑家园。
　　　我们可以在北京的房地产楼书上了解一些新城市主义者们借用的“田园城市”的观点和城市形态，比如说古典的放射形的林荫大道，以人为本的步行交通设计，这些能在“新新小镇”、“万科青青家园”或“桐城”的“梧桐大道”上看到那么一点点影子。然而，新城市主义和“田园城市”是两回事，他们的服务对象是社会的中上层精英，他们的设计没有明显的社会改革意义，从而在根本上无助于改变今天大都会的种种社会弊端。以新城市主义为原则设计的一些小城镇虽然带有一些办公和商业功能，但从本质上讲是作为大城市的度假村或者高尚住宅区的形式出现的。这不但不能改变大城市不断膨胀的趋势，相反，由于它与城市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绿带，其便利的高速交通将导致环境破坏和城市的进一步扩散。
　　　新城市主义城镇是为社会精英所描绘的理想的居住环境，霍华德的目标是致力于社会改革，以提高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而我们今日的图景是，搬到郊外那些大盒子(公寓楼)中的小格子(单元)里去。
　　
　　　4、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城市规划
　　
　　　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几何》文章中，作者李方说，北京的四环路已经贯通，正在修五环路，这个城市以一种同心圆的方式在不断扩张，但你还是能感到市中心有一种力量要把你拉进去。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向来不缺乏激烈的批评――白颐路上的树全砍了，本是一条适合人们“漫步”的道路现在成了交通干道，只能驾车飞奔。平安大街把真正的老建筑拆了，换上假的老建筑，但没有预留停车位，所以招商不利。几公里长的街道两侧，匆匆草就的仿古小房子如电影布景般惊人相似，人们只能看路牌而无法从街景辨别所处方位。说实话，这条街最容易让人们想起的一个名词是“荒漠规划”。
　　　一篇《北京建筑批评》的文章说，拆房建高楼，楼高车必多，车多再修路，路边又盖楼。过高的容积率给城市交通、环境和防灾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后遗症，旧城陷入了“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恶性循环。一位专家在《建筑师》杂志撰文:“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控制本来是政府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现在为了眼前的利益把它放弃了，一味迎合开发商的利益。这种实际受开发商控制，为开发商利润服务的旧城改造，其结果不仅不能缓解原有的矛盾，反而只能使环境和交通等状况恶化的大城市病更为加重。”
　　　这样的评论是如此多如此久，而现实并没有多少改观，以至于人们只能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自我安慰:“神秘的不是事物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
　　　1952年，简・雅各布开始在《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担任助理编辑。她喜欢在纽约的街道上步行，并在步行中逐渐发现城市尤其是她所居住的格林威治村的魅力。1958年，雅各布为《财富》杂志撰写了一篇《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批判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规模旧城更新项目，同时赞美了曼哈顿现状环境中街道生活的欢乐与祥和。她曾抵抗纽约高速路和城市更新计划，这一经历使她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对其街区以及她周围的街区所带来的大规模破坏。
　　　1961年，雅各布撰写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问世。这本书说，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各种城市功能的划分，不少富于生气的城市和居住区变得死气沉沉。街道在规划图中成为仅用于交通功能的一种城市用地，由此产生的对汽车的依赖也使城市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街道在担负车与人的交通运动外，还是其他活动的场所，街道与城市中人们的生活关系最为紧密。雅各布总结了城市街道除了交通功能以外的作用:安全、接触和同化孩子。她希望现代大城市能有更人性化的空间。
　　　40年后，许许多多城市重复着原有的“生死辩论”，这不由得让我们相信雅各布的判断:“城市规划这一伪科学及其伙伴――城市设计的艺术，至今还没有突破那些似是而非、以愿望代替现实、却又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迷信，过分简单化和象征手法，至今还没有走向探索真实世界的冒险。”
　　
　　　5、城市建设与满足汽车的意愿
　　
　　　在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出版30年后，弗兰克・劳安・赖特提出了他的“广亩城市”方案――“每一个广亩城市的市民都拥有自己的汽车，多车道之快速道路系统使旅行变得安全而有乐趣。道路系统中既见不到红绿灯，任何灯光标志都会多余。”赖特厌恶“集中化”，他认为分散居住是一种“天赋人权”，但他显然低估了交通拥挤。
　　　柯布西埃则赞赏摩天大楼的密集性，在《明天的城市》中，柯布西埃写到:“绿色城市的中心像一个漏斗，每条街道的交通将射入其中。”“宽广的主干道必须贯入我们的市中心。”“我们必须创造大量的、有遮盖的公共停车场。”
　　　柯布西埃的构想如今在全世界都能找到样本，达拉斯、休斯顿是这样，墨西哥城和雅加达、香港和北京也是同样的版本。而他们所呈现的病态也类似，一致的意见是我们的城市不够好，不如我们想象的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区域城市扩张的案例，那些城市早已突破原有的边界，将整个区域城市化并容纳了世界上1/3的人口。由城市核心向郊区的运动是由扩张的交通造成的，其中起决定因素的是汽车。车与高速路已经成为城市的根本。
　　　莫什・萨夫迪1997年的著作《后汽车时代的城市》中说:“人们无一例外地同意这样一件事:在城市规模与服务城市的交通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相适应的根本冲突。由于城市广泛散布于整个区域，我们不再能够由公共交通的固定系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并且，我们建造的高速路越多，它们就会越快地变得超负荷。似乎在高速路上的投资永远难以满足我们使用小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疯狂需求。无论是传统街道的规模或单体建筑的尺度都无法适应快速增长的交通量和沿街停车的需求。”
　　　莫什・萨夫迪认为，这些城市的毛病在于规划设计是按照汽车的意愿进行的，所有的土地覆盖、用地和开发模式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就被小汽车占主导的交通格局所决定。每一个新的建筑开发行为在开始就考虑适当的停车空间，宽阔的街道是以便于汽车通行为目的。建筑及其间距和进出秩序取决于小汽车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考虑汽车，那可怎么行？有城市规划的专家说，城市规划关系到生活在城市中每一个人的利益，它不是为一部分人或某阶层人而做的，也不是为“绝大多数人”而做的，城市规划的动力源是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那么北京怎么可能不以汽车的意愿来建设？
　　　《后汽车时代的城市》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萨夫迪深沉地说:“如果既没有更多的高速路和小汽车，也没有更多的地铁和快速铁路――这些我们所关心的似乎符合我们所需求的东西，那么我们要么改变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要么重新考虑对支持我们的汽车生活至关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在任何选择中，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城市规划中严重缺乏远见的这一事实。”
　　
　　　6、汽车的意愿就是我们的意愿？
　　
　　　在今年北京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有一篇廉姆・李发表的论文题为《亚洲的新都市化》，文章说:“如下描述适用于成长中的东亚经济圈内的大多数城市。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旧的建筑、有时甚至是某些新的建筑被拆除，以便为更大的发展及道路拓宽让道。立交桥和高速公路以新的印迹贯穿都市。它们连续不断地重新组织都市的运动模式，并且对环境造成了影响。人行道与自行车道被划在街边。道路越来越拥挤，而污染则变得越来越严重。自然被破坏，肥沃的农田被城市征用或者变成了高尔夫球场。”
　　　作者抛开建筑与规划谈到，亚洲城市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得赚钱很容易。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政府从地价中获得了丰厚的税收。许多当权者的亲朋好友从土地买卖中获得了巨大财富。开发商能够从上升的地价中获得更多的金钱。银行都愿意投资于无数的大工程。这些行为扰乱了工薪阶层的生活并且扭曲了价值取向。对财富的贪婪追求开始得到尊重并得到公众认可。区域性的经济危机与泡沫经济是互相关联的。对于当前的区域性经济混乱和不稳定，这种表象的投机性的经济繁荣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亚洲，建设与毁弃的速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政府与投资都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
　　　莱姆・库哈斯(Rem Koolhas)对新加坡在短时间内即被完全毁弃与重建感到非常的惊诧，他的著作《S，M，L，XL》中说:“这个城市(新加坡)以其未被历史文脉上的残余物所污染的纯粹形式代表了过去30年来最理想的产品。因为它被一个完全排斥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政权所管理，所以即便是其自然环境也是完全重建的。新加坡的城市环境表现出一种纯粹的意图:若存在混乱，那将是创造的混乱;若是丑陋的，那将是设计的丑陋;若它是荒谬的，那将是意念上的荒谬。”
　　　在中国，S，M，L，XL号的城市都不算多，全国已有大中城市667个，另外还有1.9万个建制镇。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40%以上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我国在1999年达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在世界206个国家中，排名第140位。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32%，排第141位的洪都拉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则达52%，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也远低于下中等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为43%的平均值。在许多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中，进一步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消费的道路上不能停止，也没功夫理睬哲学家，比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一套:“我们只是一个消费者社会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再也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中，而只是受到了一个过程的驱使，在这一过程循环中，物质出现和消失此起彼落，这些物质辉煌展现又转而即逝，从未长久地陪伴过生命过程。”这个海德格尔的女朋友说:“消费者社会或劳动者社会中的生活越是变得容易，人类也就越难认识束缚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的迫切性，甚至连这些必需品的外部特征――痛苦和辛劳――也不会去注意一下。危险在于，这样一个社会被其增长的丰裕搞得头晕目眩，并处在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的顺利运作之中，它将再也认识不到自己的无效。”(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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