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南海进言的中国智囊]首席智囊1免费阅读全文
时间：2020-02-20 09:19: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 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经济学家加重智囊分量
2010年3月底,央行下发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国务院来任命智囊,这虽不说罕见,但也非同寻常,这彰显了3位学者不同一般的作用。
货币政策委员会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而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但其在会议中形成的建议书或会议纪要,将会对国务院形成的最终决定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
3位经济学家同时入选,创下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非官员人数之最,更反映了中央在面临全球经济复苏的诸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走势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时,迫切希望他们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建议,最终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实施效果之期望。
从此次进入央行的3位人士的简历来看,他们早已经是方面的专才。周其仁被誉为“中国最有悟性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属于“全能型”学者,早在2009年6月份,周其仁就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的文章中,对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的物价上涨表示忧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是中国经济学界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多次对中国经济前景高调“唱多”,去年抛出的“中国经济总量超日本”、“二次房改”等观点多次引发学界热议。而夏斌目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多年在央行等金融机构工作的他有着丰富的业务背景。
当今的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仍放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上,而这种倾向也导致了经济学家成了智囊团里分量最重的一批人,并且享有比其他领域智囊更多的曝光率,像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高尚全、董辅�、迟福林等。而在这些赫赫有名的智囊身后,又潜伏着几大智囊机构,他们成就了中南海的脑库。
如何向中南海进言?
能够影响中南海经济决策的智囊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直属的大单位,比如中央党校、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包括一些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比如财政部、商务部的研究所;二是重点大学下设的专门的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成立于1977年的中国社科院是老牌的智囊机构,在社科院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都是影响巨大的国务院和其他政策部门的智囊。而且2004年,董辅其执笔撰写的《2002-2003年度中国金融运行分析》,成了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参考。
1981年,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直属国务院的机构被描述为“国务院的咨询研究机构”,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机构也发挥独特的作用。后来中国的众多经济高官和著名学者都出身于上述机构:发改委主任马凯曾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工作;央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体改所副所长,当时体改所的年轻人还有张维迎。
1994年,归国后的林毅夫和易纲等留美著名学者留在了北京大学,他们动员国内外资金,成立中心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当年8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诞生了。中心成立后接受了许多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以及企业的委托,对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这次走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周其仁就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颇为类似,1996年正式组建,一开始便定位于政策研究和学术机构。与其他研究机构不同的是,它是由海内外优秀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性的组织,大部分都是兼职的研究人员,包括国内外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金融与产业部门及学术部门的优秀学者。
各方智囊在影响中南海方面有着不同一般的渠道,社科院“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报送数量逐年增长。
1996年6月,社科院经济所宏观部主任袁纲明的一份报告直接呈送到了朱�基总理的办公室。“我们当时认为,刺激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之举,而不是投资。”很快,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如增加工资、延长假期等。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社科院呈递的材料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该院报送的信息材料达到400多篇,是前一年的一倍。
智囊机构影响决策的另外一个直接途径则是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这或许是影响高层最直接的手段,而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经走进过中南海为常委们授课。“虽然讲稿为集体智慧,但后面专家回答问题时可以讲述个人的观点。”有学者如是说。
事实上,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则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这被称为“纳谏”。复旦大学教授孙哲于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曾列举了智囊机构学者在外交领域施展私人影响的情况:“‘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种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种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智囊,不能做应声虫
英国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他被彻底雷到:整个英国的全部智库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欧洲总人数不到5000人。
《�望》杂志曾经刊文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中国的智库存在一些不足,因受到所在主管部门的局限性,在研究方向、内容上比较单一,出来的研究结果仅限部门观点,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更少。”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表示。
我国研究机构多设在党政机关内部或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则是由民间资金赞助。全部市场化运作,不用国家一分钱,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由于政府强大的控制能力,中国官方智库大多言不由衷,沦为替政府背书的境地:官方智库享用着高额经费与话语权,却不时提供数据混乱不堪、结论欠缺逻辑、唯长官之命是从的垃圾报告。民间智库一欠渠道,二缺影响力,三缺经费,因此举步维艰。
“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提出,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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