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张艺谋【王小帅:发展成张艺谋也挺好的】
时间：2020-02-18 07:28: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于做自己心目中的好电影,导演王小帅一直保持着他引以为傲的恒定价值判断标准。“假如一个非常好的女性艺术家,可不如芙蓉姐姐那么火,你去问她要不要走芙蓉姐姐那个路子,你让她怎么回答?”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方面,他承认时代的变化,并随之做出改变。在地下电影时代,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对他的评价是“在独立与体制间游移最多的人”;而在泛商业化的今天,市场两个字已经悄然地渗入这位昔日地下导演的思想。一开始他觉得让影像动起来就是胜利,而现在他很清楚给自己带来最大压力的就是票房。
《日照重庆》讲述了一个自我放逐的疯狂儿子和一个渴望自我救赎的无奈父亲的故事,氛围和情节设置延续了王小帅影片的一贯风格,尴尬、纠结、困惑、无奈,还有点拧巴。
王小帅透露,《日照重庆》的投入达到近三千万。在商业大片横行的今天,这个数字并不惹眼,但这是他从影以来投资最大的一个大片,是将“严肃电影做成大片模式的尝试”,也是他对自己口中“相对庸俗的市场和观众”发起的又一次挑战。
而与王小帅之前的电影不同,这部《日照重庆》不是文艺片。该片在重庆举行首映时,王小帅特别强调,《日照重庆》是商业片,具备一切的商业元素。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利落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拧巴的人。“谁不拧巴呢?你的票房不好,非说你自己不需要票房,这不是很虚假吗?只是那样的票房不是我能做的。”
通往艺术的道路
1993年,王小帅凭借中国第一部完全独立制作的影片《冬春的日子》正式宣告登上影坛。一对画家情侣创作、争吵,情绪歇斯底里,影片很不“常规”,故事若有若无,极具个人化色彩。
在80年代西方思潮冲击的背景下,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相当纯粹地把他引向了欧洲艺术片的道路。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周传基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把好莱坞三个字写在黑板上打了个叉,引来满堂喝彩。他那一批学生开始自觉自愿地把法国新浪潮电影作为一个主要模仿对象。
毕业后的第一年,王小帅漂在北京,拿着这样的剧本,去深圳找私人老板拉钱,均告失败。第二年,他去了福建电影制片厂,两年之内写出五个剧本,均投拍未果。回到北京拍《冬春的日子》时,他26岁,没有钱,没有名气,“对社会心生一些怨气,有一些迷茫,”王小帅说。做不了别的,他只能把眼光投到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冬春》就是“把自己的心声说一说”。
王小帅的第二部影片《极度寒冷》反映行为艺术家生活,更加“地下”和小众;而后他开始尝试与体制内的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由民营企业出资、挂靠北影厂的《扁担姑娘》,但影片遭受了三年的审查。
接下来的《梦幻田园》则完全是体制内影片,他自己却说“挺害怕又走向这个路子”。此后他觉得那几乎不能算是自己风格的片子,很少提及。
从被BBC评为电影史上100部佳片之一的《冬春的日子》,到被纽约时报评为最勇敢中国独立电影的《极度寒冷》,再到《青红》赢得戛纳青睐,《十七岁单车》《左右》柏林电影节捧得银熊,王小帅之后的影片在国外艺术电影节上可算一路坦途。
然而,虽然在国外不断拿奖,王小帅的电影在国内却遭遇着票房不佳、低评连连。一些学者指出,包括王小帅在内的第六代导演们,国外获奖的政治意义大于影片艺术与文化的成就。
王小帅影片题材的局限性和个人化的电影叙事方式也不断受到理论界的挑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认为王小帅是第六代导演中最有才气的人之一,但他同时把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形容为“悲剧”:“他们是学西方新浪潮电影学来的,觉得艺术电影就应该拍另类文化。这种从教科书当中得来的创作经验不是从社会人生当中得来的,他们的生活圈子太小,同时电影语言表达方式又不首先考虑观众是否能接受,而主要考虑自己,同时又没有体现那么深刻的内涵和哲理。在中国能有观众吗?”
国外高获奖率与国内的低口碑,王小帅显然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困境。
不被认可的艺术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冬春的日子》当时传播途径很少,你就不想得到国内的评价吗?
王小帅:当时已经不是对电影做出评价的问题了,而是做电影的行为本身成不成立的问题。究竟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去拍摄影像?一开始大家会指责,从官方角度说你是违规;从同行的角度,大家都在按规矩申请,你是破坏了游戏规则。我知道这个电影在制作的过程中是有问题的,但它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这样拍是可以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后来的电影应该挺想让别人看到的吧?
王小帅: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愿望。市场化了之后,现在又转向视觉和视听的角度,我们又赶不上这趟车了。大家都在看《阿凡达》《2012》,它们本身没有问题,但观众被这些视觉元素吸引的话,就像一些人吃了更好的东西,回过头吃苦菜他就吃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张献民觉得《冬春的日子》是你最好的电影,因为非常简单;你后来的电影一般都太复杂,他反而不知道如何评价。你自己觉得呢?
王小帅:其实很多导演都会遇到这种问题,一开始非常纯洁,到后来遇到各种各样一些事情,各种各样的杂念、困惑和反思,相反就破坏了这个东西。张献民看到的《冬春的日子》是一个没有任何技术保障的、生涩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的流失,不光是我个人吧,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他评论的不光是我的作品,而且是整个人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经常把人物置于一些极端、扭曲并相对残酷的情节环境中,让人物在那个困境里变得很纠结,比如《十七岁单车》《左右》。这是你的偏好吗?
王小帅:倒不是说非得极端,宣扬极端的东西我觉得不是特别好,但是这种困惑和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只有正视它们的存在,才立体、真实。
我们出来就不是主流人群,没有主人翁的感觉,叫我们那辈的年轻人忽然要发表对宏大题材、历史题材的认知,我们年轻,不像上几代经历过那些事情,做不了……好像也没有肩负这些东西的概念。因此,很自然就会关注一些人的基本的状态,人的迷茫、快乐,人的爱和恨。所谓的困境也是在生活常态中会碰到的。相反在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里,这些东西是要掩藏起来的,比如说一个先进工作者或者一个劳模,可能我都拍不出来,一说到劳模,可能我就看到他一回家还得喝粥吃咸菜,他也有他的苦恼。
说得深一点,也可能也是跟六七十年代这一批人的成长和社会背景有关系,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来,尊重个人生命的意识开始觉醒,这些东西容易让人脱离历史的重任来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每一代人可能有不同的使命感。
中国新闻周刊:你也有这样的困境?
王小帅:对,生活、成长的过程和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的艺术理念是,我们的艺术家被塑造成演绎别人生活的高手,他们的艺术训练是要脱离自己。(我们那批)年轻导演出来拍电影时,没有在演绎他人,而是在演绎自己的感情和生活,别人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也会有批评的声音,说你必须去体验生活。对我们来说,碰到这个问题比较困惑的一点:难道工农兵的生活是生活,一些边缘人群的生活就不是生活了么?艺术的责任和范围应该更广。
变与不变,一个严肃片导演的纠结
2003年电影产业化之后,王小帅等地下导演纷纷“上岸”。然而他们发现,原来挣脱了体制制约之后,自己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票房成为他们的最新命题。正像娄烨拍出了《紫蝴蝶》那样,对影片的商业诉求开始进入许多导演的创作。
而王小帅表示自己的“价值判断就已经是那样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创作想法上说,你们也都看到,2003年解禁之后我的电影并没有变化。”
大体上来说,王小帅的片子一直保持着他一贯的路数――也许稍有一些调整。他后来的片子自然已不像《冬春的日子》拥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了增加与观众的共鸣,《左右》从青春题材转向关注中年人的状态,剧情上更具普遍性。
陈山则认为第六代导演基本的创作理念和框架都没有变化。即使重视票房,“也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他们心里面是一种很委曲的心态来做一些商业上的调整”。
让他感到不解的是,连第五代都能改变路线,为什么第六代就改变不了?“他们自己也要考虑怎么活下去。法国新浪潮到现在几十年都过去了,他们还在那么拍片子是不是有点固步自封了?”
现如今,王小帅已不愿多谈是否坚持艺术片的话题,他认为艺术与商业之争如今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培育艺术片市场,“得让别人接受你的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从一开始被禁到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你的“对立面”渐渐从体制转向了市场?
王小帅:这是自然而然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这两者哪一个比较容易“对付”?
王小帅:前一个好对付一点。拿出一个意识形态来说,其实是好对付的,相反的,现在要在相对庸俗的市场化环境里去寻找、开拓一片地方,这是真的比较困难。随着(时代)变化体制会优化,但是金钱对人的诱惑和掠夺是优化不了的。
中国新闻周刊:《左右》关机时,你曾说在近几年的创作中,一直努力让艺术与商业更好地融合。但是2008年的一次访问你又说过,“(艺术和商业)本身就是矛盾,全世界都没有融合的。”这个说法上的矛盾你如何解释?
王小帅:要想把所谓的艺术片推进市场,还想保持质感,是有一些类似的“标准”在那里,比如经常有人跟我说到《教父》,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这我承认。而用这种东西来抹杀本身的艺术或者严肃电影的存在,又是不道德的。“雅俗共赏”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的话大家好像都冲着一个很理想的灯塔去,但实际上在慢慢抹杀它们之间的差别,造成一个多元化形态的消失。
中国新闻周刊:你受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很深,但是这股潮流已经过去那么多年,有没有想过突破自己,或者有一些创新和改变?
王小帅:现在人们对观赏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环境的变化,你也不能完全无视。突破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些精髓的东西不能变――自我表达,独立精神,对小人物和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改变的只是形式。我对时下商业大片不太认同的不是商业片本身形式的问题,而是光学了别人的花招,价值观、世界观全都跑掉了。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还是一直坚持艺术?
王小帅:坚持什么,现在已经不好说,社会的形态对这种艺术、商业的说法有的是两个极端,有的很模糊,我觉得每个导演如果能够寻找到自己、坚持自己是最重要的,不管这个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发展成张艺谋也挺好的,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变不成,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个可能性。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觉得你拍片子太“使劲”,表达太用力,过于强调和放大生活的差异,概括性抽象性的理解太多,与生活有距离的情节有很多。感觉离观众有点远了。
王小帅:那我改一改(笑)。我也觉得可能会有一点。怎么说呢,这是自己的个性,或者是喜欢的叙述形式,有人希望看到真实的呈现,有的喜欢有一些哲理。至于用不用力,至于很多技术性手段,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电影的好处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的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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