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造原子弹一样搞胰岛素】
时间：2020-02-17 07:33: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如同两弹一星，是那个年代基础科学的“卫星”，“国际阶级斗争”的前沿 “文革”期间，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荒漠中，曾有过一片极为罕见的绿洲，这就是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
在胰岛素相关项目上，国际上先后出过3项诺贝尔奖。英国诺贝尔奖得主霍奇金，在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上历30多年而未克。
胰岛素研究是世界科学的高地，也是中国科研的福地。1965年，落后的中国在世界上抢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震动了国际科学界。于是，拿下胰岛素一条龙项目，顺理成章。作为后续项目的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如同“两弹一星”，成为那个年代中国基础科学的“卫星”“国际阶级斗争”的前沿。
但相对于始于“大跃进”期间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新组建的胰岛素晶体测定项目组面临着更加特殊的环境――项目刚刚上马，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在反动学术权威都进了牛棚和“越年轻越革命”的政治氛围下，从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2年的李根培和从北大生物系本科毕业4年的卫新成，先后被推到领导胰岛素项目的风口浪尖。
“人工合成蛋白质好”
李根培记得很清楚，胰岛素工作誓师大会那天刮沙尘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物理所等来自全国各地11家协作单位的100多人，坐满了北大化学南楼101大阶梯教室。李根培坐在窗边，一抬头就能看到灰蒙蒙的天空。
这是1966年的5月下旬，山雨欲来。
26岁、刚毕业留校1年的李根培有幸参与这么大的项目，“心里没底”，但听着大家的轮番表态――“一定要搞出来”“长中国人的志气”，又心潮澎湃。
5月25日下午2点，李根培如同往常一样在化学南楼里忙碌着。突然有人跑来喊大家快去“新饭厅”，于是他也跟着跑出去看。原来是聂元梓等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从那时起，整个北大如同沸腾了一般。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水泄不通，李根培只能从高呼口号的队伍中艰难逆行，到化学南楼去搞研究，炮打北大党委。
“哎呀！敲锣打鼓，根本不能干活呀！”李根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外面在“革命”，屋里谁还能坐得住？何况，谁干事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添砖加瓦。李根培开始还天天到实验室去，后来也乐得借串联之机到广州免费旅游去了。
眼看这项工作即将流产，竟是江青的讲话“救了”胰岛素研究。
7月30日，江青在首都科学界万人大会上讲话：“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许多好的事情，世界上第一流的事情让外国人去搞。去年，上海青年科学家和其他各地科学家合作发明了胰岛素(又叫人工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贬低了，不承认，说应该让资本主义国家去发明。
江青所说的贬低这项“发明”的资产阶级，指的是以北大副校长傅鹰为首的老科学家。傅鹰对用“人海战术”搞出来的科研嗤之以鼻，说是合成这点蛋白质还不如养只老母鸡来下蛋。这是另话。
后来又进一步传出，毛泽东支持胰岛素研究。据说，1959年在上海参观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模型时，毛说，“人工合成蛋白质好。”1964年8月24日，在和于光远、周培源座谈时，毛又说：“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
有了尚方宝剑，在主管科研的副总理聂荣臻的支持下，胰岛素工作在停课停产闹革命的万马齐喑中得以存活。
但这时，原来确定的项目行政负责人、北大化学系副主任徐振亚成了“陆平黑帮”(陆平系当时的北大校长)，学术负责人、著名化学家唐有祺成了“美国特务”。一年前参加誓师大会时还“轮不到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去发言”，现在，李根培却成了这个项目事实上的总负责人。
“群众说，现在瘫痪了，没人管，就你来吧！”李根培是北大化学系团支部书记，大小也算个“官儿”，而且“派性没那么强，两派群众都能接受”，就这样成了北大“勤务组”的召集人，并负起了整个项目组的协调工作。
李根培每天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每天一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一到早上8点，到走廊上招呼一声“哎，天天读！”所有人拿着毛泽东选集进来。勤务组的成员就带领大家齐诵：“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工合成蛋白质好！”通常以这句语录拉开一天学习的序幕。诵毕，大家各自手捧一卷毛选默默学习，内容由勤务组成员结合实践需要指定。
李根培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尽力让项目组中的两派和平相处。此时的北大，以是否支持聂元梓等问题为标准，分为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派，势不两立，发展到武斗。
当时，北大化学系的单身教师(包括婚后分居两地的)都住在24楼，工作在化学南楼，中间必须通过宿舍区，十分危险。两派的人在楼与楼之间用大弹弓互射，或者拿着长矛、钢筋、砖头、石块撵人。项目组里处于相对弱势的井冈山派不愿意来上班，怕被另一派找借口抓走。别说把人心拢到一起，就是维持不减员都很难。遇到问题，李根培只能讲些大道理：这项科研工作是中央抓的，还是要做的。
李根培事件
尽管科研工作举步维艰，但到一年后李根培离开前夕，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
首先是成功生长出了一批晶体。担任长晶体工作的是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林政炯小组。当时的条件简陋到连恒温设备都没有，他们只能借用冲洗底片的暗室生长晶体。因为暗室相对封闭，温度变化较小。
之所以能这么快长出合格晶体，不能不说是得益于霍奇金的研究成果。中科院图书馆在“文革”中仍然进口了少量国外书刊，包括《自然》等前沿杂志，只是要晚几个月才能看到。林政炯他们参照霍奇金的论文生长晶体，大大加快了进度。在当时，探索一个蛋白质的结晶生长条件一般要花费数月到数年之久。
第二是制备出了两种合适的重原子衍生物样品。这是一项具有很大盲目性的工作，除了反复试验别无他法。研究者关于这项工作发表的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样品制备”这一章节中如此写道：“遵照毛主席关于‘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的伟大教导，我们在寻找合格样品上打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场“人民战争”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后来证明成为了制胜的关键。
就在这时，1968年7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这把火是从中科院烧起来的，很快烧到了李根培身上。出生在朝鲜、父母都是朝鲜人的李根培，被揭发出大学时跟朝鲜有书信往来、“里通外国”，被隔离审查。
“你是不是把胰岛素的机密都捅到国外去了？”整整一年，李根培被关在化学楼的一间屋子里，交代问题。他不能跟外界接触，出去打饭都有人跟着，坐的是“群众专政的监狱”。
一年后，李根培被发配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此离开了胰岛素研究。这项工作也移到科学院去了。
691连队
“我们当时特别想让工人阶级领导。结果失败了，人家不认可。”卫新成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李根培被清理出去之后，生物系的卫新成接任了北大勤务组组长。在这个项目组中化学系占了20人，生物系当时就只有他一个人，化学系的人却主动要他负责。“为什么我不知道。内幕我一概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
卫新成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求工宣队来领导，结束这种自己领导自己、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但他们的请求三次都被热衷于搞“教学革命”的领导拒绝了。北大干不下去了，勤务组成员决定投奔科学院。
1969年1月，各协作单位人员正式集结，组建了“691”连队。连队直属中科院，挂靠在物理所。卫新成是连队“指导员”。三四十个人围坐在物理所402楼109房间一张巨大的长条桌旁，坐得满满当当。年轻的研究人员们相互起绰号，多年后甚至只记得绰号而忘记名字了。
政治学习几乎占去了连队将近一半的时间。早上8点到9点，“天天读”一个小时；晚上7点半，政治学习。天天如此。让上海胰岛素组负责人朱尚权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人特能说，“当时很多人发起言来就像作报告一样，一讲就是半小时。所以晚上的政治学习经常要到10点后才能散会。”
尽管如此，批评的声音仍持续不断：一是批“光搞业务，不问政治”。为此，卫新成组织连队下工厂，下煤矿。二是批搞基础理论，说，穷国搞什么基础科学，不是“在为帝国主义尽义务”吗？为了应付，卫新成只好百忙之中接了两个应用项目。
让卫新成更头疼的是人才流失。连队一半以上的人夫妻分居，配偶进京的问题无法解决。梁栋材院士当年就因此被迫离开了连队，在广州一呆8年。“在非常关键的时候把他调走了。你说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卫新成叹道。梁栋材曾留学苏联和英国，还是霍奇金教授的学生，是连队“骨干中的骨干”。“调过去干什么呢？他以后给我们写信，说是在给船刷漆呢。把专业人才不当回事啊！”卫新成说。
好在缺什么不缺人手。卫新成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因为用的是笨办法，没机器就用人工干，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手。比如，结构搞出来后搭建三维模型，有时还得靠研究人员自己动手锯木头，自己动手黏在一块。一声“请求支援”，北大的老师学生哗啦来了一大批。
“我们的特点是参与人员多，有点人海战术的味道。”林政炯回忆道。
谁赢了这场竞赛？
“争时间，抢速度，为祖国争光，为文化大革命争光。”691连队成立后，宣布了口号。跟谁争跟谁抢？当然是大家背地里叫作“英国老太婆”的霍奇金。
1969年11月，霍奇金抢先在《自然》上发表了一个论文摘要，宣布自己测出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所得分辨率为2.8埃(1埃等于10的负4次方微米)。
这一巨大打击，几乎使得691连队散伙。“大家灰溜溜的，说算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这个核心组也跟气球放了气似的。”
卫新成赶紧向上汇报。科学院军代表郝梦笔一把把裤子撸到膝盖上，说：“管他呢，我们还要继续搞！我们搞中国的胰岛素！”回来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笑。科学无国界，哪来的中国胰岛素？
军心稳定后，进展顺利，1971年“七一”前夕，完成了2.5埃分辨率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在错过了九大、20周年国庆等一系列献礼后，赶上了向建党50周年献礼。
为了向世界发布这一伟大成果，1972年7月，已停刊5年的《中国科学》专门为此复刊(试刊)，发表了这篇论文。封面为白底红字，扉页上印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3条毛主席语录，前言开头是“经过近七年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参考文献之前是指导文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结果，招来了物理所党委书记郭佩珊的好一顿嘲笑，说这是“红卫兵论文”。
获知这一研究成果后，霍奇金带着自己的结构图，在赴日参加会议的途中特意绕道北京，访问了“691”连队的实验室。
30多张电子密度图，每一张都有桌子那么大，桌上堆不下，霍奇金就趴在地上，一张一张地对图。比较之后，霍奇金说，中国的图比她的好。
卫新成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电子密度图就像军用地图一样，原子越重圈越密。“她晶体质量不太好。数据误差造成‘鬼峰’(不是真正原子的峰)很多。咱们笨，但图好，干净，‘鬼峰’少。她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能在一团乱麻中把好东西找出来。要辨认谁是鬼谁是真的，没经验根本不可能。”
霍奇金还在《自然》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的文章，称“北京图谱目前是(也许永远是)胰岛素最精确的图谱”。
“我认为跟老太太打了个平局，甚至稍微好一点。”卫新成说。
但自然科学史学者熊卫民不这样看。他认为，首先，霍奇金本来就比我们先完成；第二，她的一切进展都及时公布，使后来者能站在她的肩膀之上；第三，她的研究只是个人行为，而我们是国家行为。“从总体上看，它仍然不过是我们用别人的方法、别人的仪器来解决的一个计算量极大的工程性难题而已。”熊卫民说。
这种国家行为，也延续到此后的荣誉分配之上。1982年，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奖励证书上的“主要作者”只简单地写了：“梁栋材、李鹏飞(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林政炯(生物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
(本文参考了熊卫民所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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