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读史:我们一起学猫

　　中国“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一说值得商榷　　在今日看来，史学已成为当代思想的一个关键方面。中国能否更智慧、更清明，颇待乎一个全民读史的浪潮，因为眼下我们不急于理想，甚至也不急于情感，所急者首先是事实——基本事实都不甚清楚，却憧憬理想、抒发情感，又如何靠得住？读史，就是寻找并确定事实的过程，但几十年来，史学在方方面面形成了许多定式，令人们以为自己在接触历史，实际不过是接受从理念到理念，从空想到空想的“义理”。这远非仅在当代史中如此，现代史、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如此。
　　举个例子，历史教科书一直把到1840年为止的中国定义为“封建社会”，把相应的历史称为“封建史”。其实，自嬴政这位“始皇帝”起，中国就废止了封建制。汉代初年略有反复，不久也彻底取消了实封，以后历代封王建国仅为虚封，即受封之王有爵号有封地，但并非政治经济上的独立王国。1973年8月5日，毛泽东有《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说得很清楚，秦以后中国已没有封建制，“百代”所行，都是嬴政始创的中央集权或大一统君权专制。那么，为什么教科书会无视这一点？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了一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阶段的社会发展史模型。本来，这一番总结，所依据的主要是欧洲史：在欧洲，直到近代资本主义之前，确实处于完整的封建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系统研究过中国历史，并不了解帝制中国的集权形态，他们的理论无从考虑和吸收中国的历史经验。这本无碍，问题是上述社会发展史模型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能遵守，不能旁生枝节。因此，便让中国历史削足适履，将明明不属于封建形态的“中国帝制史”硬套为“封建社会”。
　　其实，以中国历史之实际，不单“封建社会”之说穿凿附会，连“奴隶社会”的存在，也并不能从史料上落实。顾名思义，“奴隶社会”应以奴隶制为社会基本关系，但至今不论文字上还是器物上，我们都不能完全证明，中国曾经有一个奴隶制阶段。否则，它始于何时、崩于何时，历史上会有确切的标志和概念，可并无任何历史学家对我们能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将一些论文编在一起，取名《奴隶制时代》，但里面的论述多不能令人信服。我们见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义的诠释，某字像是奴隶情形的表现，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义等。唯一肯定的结论是：“殷代是奴隶制。”（《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但即使在殷代，连郭自己都说：“‘当作牲畜来买卖’的例子虽然还找不到，但‘当作牲畜来屠杀’的例子是多到不可胜数了。”我们知道，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是奴隶主的生产工具，奴隶主拥有奴隶绝不是为了用来杀掉的，如果连买卖奴隶的迹象都找不到，却以“当作牲畜来屠杀”为奴隶制存在的证据，那么，中国及世界上的奴隶制不知要延续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也是“当作牲畜来屠杀”的吗？其实在很长时间里，确切地讲，整个世界进入“现代”阶段以前，奴隶或奴仆的社会身份都不曾消除，但这与整个“奴隶制”或“奴隶社会”毕竟是两码事。难道我们可以因为直至明清仍存留太监这种奴隶式现象，而称那时的中国为“奴隶社会”么？或者，把林肯以前的美国称为“奴隶社会”？总之，过去教科书所划分的中国史，除了原始社会，都未必合于实际。像奴隶社会的问题，本身史料不足，尚可存疑，以俟进一步的文献发现或考古发现；但“封建社会”之子虚乌有，却是确确实实、一目了然的。
　　这些为迁就义理而强扭事实的例子，至今仍在延续。和笔者当年一样，一代代学生仍从课堂接受对一种并不存在的历史的认识。如非后来在教科书外多读多想，我亦无从知道所学知识里包含如此严重的不实，一旦意识到，我即自诫日后凡涉及中国帝制以来历史，坚决不用“封建”一词。（顺便指出，所谓五四运动提出过“反帝反封建”口号，也属“错案”。学者李新宇有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以详备的考据说明当时不曾有这口号，尤其是“反封建”一语，更是“五四已经过去几年”，亦即马克思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后方才出现。见《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从中笔者还反思，它不光给了我们错误的知识，更阻隔或关闭了对中国历史真境况和真问题的探究。大家都去谈论并不存在的“中国封建社会”，而置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大一统君权这一真正的“中国实际”于不论。我们身处中国，却跟在欧洲历史后头研究“封建社会”，本身让人啼笑皆非；更不幸的是，我们因而不去认识自己的历史，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样的形态、存在什么问题。至今，我们的历史批判所以不深不透，恐怕与此有很大关系。
　　农民起义：旧有政权的抄袭者
　　农民起义和民族冲突这两个问题，在当下历史语境及国家意识形态中举足轻重，有很严格的界限。绝大多数当代史家囿于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笔者曾将建国后明清史研究与孟森那时加以比较，发现史家敢于创见的精神流散甚大。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诸著，只要考之有据、言有所本，所论无不明快，一则一，二则二，不讳、不隐、不忌，学术自由心态立然。反观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到“文革”结束的那段时间，不用说尽属以“理”入史、以“理”入学问，即便后来，束缚之痕仍历历可见，思想窒碍难行。
　　关于农民起义，自秦末陈胜吴广起，在中国帝制史上，几乎所有王朝，要么为农民起义所推翻，要么由蛮族入侵而瓦解。换言之，农民起义是帝制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起义爆发，是王朝政治、经济现实极度黑暗所致，此毋庸置疑。但它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需要实事求是地看。起义，作为人民之反抗和暴政之暴露，也毋庸置疑。历来，农民起义被视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力量与表现。但这种论断，衡以阶级斗争学说很好理解，衡以历史实际，却未必能落到实处。以我们的观察，经过农民起义推翻旧有统治，虽然促成王朝更迭，但中国历史和社会不要说大的积极变化，甚至毫无变化，所谓一元复始不过是周期循环、同义反复。如果有什么变化，恐怕也是社会益坏、积弊愈重。农民的生存状态，两千年来的趋势每况愈下，而非变得更好。赋税负担不降反升，一朝甚于一朝。“汉初十五而税一”（《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税负不到7%，而晚明“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一岁之获，不过一石”（《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高至30%到70%。在政治方面，几次成功的农民起义，最终都导致皇权体系的延续、巩固和加强。尤其朱明王朝，可谓完全由农民起义立国，而其制度的丑陋较前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如此，首先在于社会现实和历史结构本身都还没有发生新格局，一切只能周而复始；其次，农民起义作为反抗黑暗的现象，固然起于“正义”无疑，但受制于文化和精神能力低下，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正义”在思想上得不到认识，更谈不上反思。实际上，这种“正义”既是盲目的，也仅限于特殊阶段，一旦迈过“反抗”期，从“造反者”变成“当权者”，农民起义的领袖就不可避免地以当初的反抗对象为师，成为旧权力的抄袭者——这一规律，似乎从来没有例外。 　　以明末为例，最成功的两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后者精神上过于简陋，暴露了太多的黯昧本能，即放于农民起义史范围内亦不足论；李自成军则好很多，其文化上的努力和自我约束，已接近农民起义在这方面的最高境界。李自成大力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农民军，从中借取政治策略，对农民军面貌和理想加以修正，克制子女玉帛、打家劫舍的原始冲动，着力塑造正义之师形象。正因有这些调整和提升，李军所向披靡，终至夺取明都。李自成险些成功，如历来所论，他“被胜利冲昏头脑”，功亏一篑。很多人因这一点，为他扼腕。其实更需要询问的是这样的问题：即便李自成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又将如何？李自成能够为中国开辟新的历史，还是仅能复制一下朱元璋的成功？这是关键，也是关于明末这段历史真正应该考察的方面。就算李自成取得与朱元璋比肩的成就，对历史又有什么新意可言？我们不仅没从他那里看见创造历史的迹象，甚至也没有发现这种能力。
　　我们不会吝惜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支持，但要将这种态度与对历史正确方向的判断区分开来。大顺政权以其实践表明，在最好的情形下，它对历史的贡献将仅仅是王朝的周期性更迭。那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以对奴役者的反抗始，以更换新的奴役者终。这样的结局，感伤者目为悲剧，而理性地看，当历史仍处于旧格局、按照老的轨迹运行时，完全是意料之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事情。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与亡，不过是同质权力的易手、交割。只要权力终点仍是“龙床”，坐于其上的姓朱姓李、姓王姓张，于历史又有什么分别？就此而言，李自成“成”也好“败”也罢，我们都不宜自作多情，轻易为之欣悦或喟叹，除非我们确实从历史整体明了其成败的意义。
　　明末的精神高度
　　历史是复杂的，它的道理，没法简单到“一部阶级斗争史”那样，只须做二元的判断。以明末而论，虽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激烈社会矛盾的反映，但李自成也罢、张献忠也罢，并没有提出和形成新的问题，从起因看也主要出于饥饿、灾荒、重赋等。这些问题不外是已知历史的重复，过去千百年的农民起义一直如此。
　　虽然从李自成、张献忠那里我们找不到新的历史轨迹，但这样的轨迹在中国的确已经出现。证据有三：一、晚明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有新的突出变化；二、以乡绅力量的成长为背景，出现了社会再组织情形和新的社区政治萌芽，隐约有使君主集权耗散的趋势；三、在精神思想和文化上，明确提出了君权批判，要求权力、利益重新分配，并尝试构想和描述新的社会图景和正确的伦理。纵览帝制以来的中国历史，不难看出这三点都是带革命性的新的历史元素，它们预示着历史可能会有大的转折和突破。
　　明末所以出现这样的转折和突破，得益于两点：一是社会历史本身的水到渠成，二是精神思想和文化达到了相应高度。
　　关于前者，我们可通过唐宋以来中国技术文明的进化、商品的发展、城市的数量增长和形态变化去了解，更可注意明朝工商繁盛、出现雇佣劳动、大规模海外贸易、金融货币影响加重、资本开始集中，以及在资本和技术支撑下生产日趋专业化竞争，以至初步有行业垄断苗头等现象。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言，嘉靖、隆庆间，长江中下游已现“末富居多，本富益少”之状。古时，农为本、工商为末；“本富”是以农而富，“末富”则属于因工商致富。这种财富来源或经济成分的变化，当然揭示着一种历史的质变。而各地区利用自身的资源、技术优势，开始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布局，例如布匹生产，通常在松江纺织，再运到芜湖染色，原因是两地在不同生产环节和技术方面各擅所长、优势明显。说到行业垄断苗头，可举徽州为例：当时，徽州的生产者无疑已执中国文化产业之牛耳，从文化用品（笔墨纸砚）到图书出版，绝无他处能撄其锋。《桃花扇》写到的蔡益所，便这般夸耀自己的书肆：“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千字文》、《百家姓》并《三言》、《两拍》等一些最风行的古代出版物，都是徽州出版家的产品。此外，由著名的“白银现象”可知资本元素在明代的重要地位。按照弗兰克的研究，当时全球的白银泰半涌入中国，中国乃“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史上昔日的白银时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存在与支撑，正如以后美元时代与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商品经济之发达，其又一证据是它所拥有的几座超大城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而广州与邻近的佛山有150万居民，这“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白银资本》）
　　明代经济和社会具转型意义的变化及表现甚多，兹难尽述。总之至明末，中国历史已站在新旧交替的关口：它一面为旧矛盾所困（即农民起义所反映的），一面涌出全新的问题和现象。而代表历史深远去向、直指今天的，并非前者，而是后者所提出来的历史变革要求，说到底还是历史高度问题。在明代末年，是谁体现了这种高度？是新兴经济和文化所催生的士绅、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到并进而承认这一点，首先需要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将目光落实和聚焦于“先进生产力”这一历史大局。
　　在社会和历史的质变的刺激下，明末已有了立足于自我的强烈的私有观念，而以此为引导，进而有“平权”的意识，又从“平权”意识中发展出对君权、独夫的批判。将这种思想脉络连结起来，最终它将指向何方，对已置身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答案不言自明、相当简单。这里先要分辨一点：“私有”现象的存在，不等于有明确、完全的私有观念或私有主张，后者必以个人独立权利的认识与诉求为前提。在中国，私产的事实从春秋时代公田变私田起即已发生，但两千多年来，“私有财产”存在的事实与“私有观念”或“私有主张”的形成并不同步，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承认没有与个人独立或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挂钩。中国虽容纳了私产的事实，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如果有，亦仅是皇帝一人所享有之私有制，国家为其私有，万民为其私有，官员薪酬取之赋税却认为自己乃是“食君口”……但这历来的认识，在明末切切实实面临突破。黄宗羲提出新的社会政治伦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正当的国家，是让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的国家（《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应该根据这样的逻辑和原则，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对上面表述，我们应认同为中国真正发生私有观念之始，它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鼓吹的私有观念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这样推崇私有观念，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旦有这种观念，过往一切价值都将纷然披解，伦理基石将被更换，个人或个体将就此崛起。从本质上说，私有观念是一种人权观，而非财产观；它所肯定和欲加保护的，远不仅只是“财产”和“有钱人”，而是每个人依天赋人权理当拥有的一切：他的身体、精神、自由、尊严……事实上，私有观念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它让社会真正回到对个人的尊重，真正摧毁了基于权力的人身依附。进而言之，私有观念下即便流浪的孤儿、身无分文的丐民，也比专制制度下腰缠万贯的富人更富有，至少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得践踏，而后者却随时可能被不受约束的权力剥夺一切。
　　私有观念不立，则平等思想无由，平权意识无出。黄宗羲曾言，君权之下，君之视臣如仆，臣之视己为妾，维持着一种卑怯苟且的关系。他心中合理的君臣关系应是：“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第一，没有坐享其成者，大家都应该是劳动者；第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主仆之分，大家只是共事者。假如我们对自古以来的君臣伦理略知一二，大概都不能不震惊于他的“肆无忌惮”、“犯上作乱”。过去，我们只知有李自成那样的“造反者”，现在才知道，跟黄宗羲相比，那些“造反者”算不了什么。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是将旧皇帝反下台、自己去做新皇帝。黄宗羲不然，他直接否定了君权，把它从独大、独夫位子拉下马。这不是造反，这是发动一场革命。
　　总之，中国历来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乃至人人心头暗揣的皇帝梦，到明末，终于有人起来要将它击碎了。“皇帝”这一字眼，在黄宗羲那里已彻底是负面的存在：“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而类似的批判，并不仅见于黄宗羲，实际是明末清初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例如雍正间吕留良案，案主曾静在其《所知录》中，将过往皇帝一语概括为“光棍”，“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胤《大义觉迷录》）此话的重点，与其说是鼓吹儒者当皇帝，不如说鼓吹“知书”方配得上治国。因为“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会讲道理、不胡来。善意、理性的政治，只能是讲道理、不胡来的政治。对此，他们有原则，甚至也有初步的制度构想。原则方面，黄宗羲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权力不代表真理，这与我们今人“反独裁”是同样的意思。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遏制独裁的办法，就是“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里的“学校”，与现在纯粹的教育机构有些不同，或可解释为国家政治人材储备之地。里面的人，既是学生身份也是未来的从政者，他们有知识理性，又置身“朝堂”之外，与乌七八糟的利益无关，大致相当于有独立见解的专家型“政治评议人”。这些环节即便一时谈不上让政治决策过程民主化，但对君权发生一定约束、制衡作用，显然是可以期待的。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是新的政治思路和方向的开启，沿此探索下去，谁能说中国人断然提不出类似“代议制”的设想呢？
　　所以说，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显表现在新兴社会实践及其代言者那里，而非其他。但何其不幸，这进程却迭遭两次阻隔。明末的农民战争和满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于明王朝近三百年千疮百孔、积重难返，早如坐火山顶上，内忧与外患一触即发。最终而言，明朝无论亡于李自成还是亡于清，都应该说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则是从历史大方向来看，内乱和外侵同样扰乱了中国的脚步。彼时的中国，黄宗羲以“天崩地解”称之，大怀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虏”、“寇”之乱非但不处于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铩羽折翅、鱼池水干，恰似黎明前地平线的一缕曙光微露却倏忽消失，转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当我偶然见到“黑洞”一词的解释——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连光也不能逃逸——当即想到，这便是明末的中国。
　　中国就此与可能的重大变革失之交臂，令人怅惘。不过，此亦为历史所常有。我们曾听说“资本主义”——不用这个指向性过强的术语，代以“现代文明”一词也许较好——不可能从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自发产生。它的另一种意思是，中国通往现代，只能依靠西风东渐、由外铄我的途径。对这个论调，如果细致考察过中晚明的社会及文化，都很难不表质疑。当时中国明显自发地进入了“转型”通道，这结论应谓毋庸置疑。只是这一前景，被突发事态拦腰截断，继而由于清廷的统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压制了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苦闷。换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延续“转型”过程，纯属意外。历史上，这种意外不在少数。远的不说，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轨迹。故尔，历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随时发生偶然；虽然总的来说，“必然”终归要实现，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误与迟缓，也实实在在令一个国家和民族接受考验。笔者个人认为，从“古典”向“现代”转化中，中国的“运气”明显不如欧洲。当然，“运气”也有在我们一边的时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后，较之于别处（小亚细亚至欧罗巴大陆一带），我们的局面相对简单，麻烦较少，而能建起比较充分、稳固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有时，历史兴废不由人意，我们只有仰而受之，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们不可以不知其来历，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错过它的教益。中国人说“往时难谏，来日可追”，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往鉴今，是历史对我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历史包含各种人力难及的启迪。许多问题，我们穷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许仍不能破解，到历史中却能轻松找到答案。这就是历史的宝贵，是它值得我们热诚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识上，人类有诸多学习的途径，或者说，有许多师法的对象；在笔者看来，自然和历史是其中最好的两位老师，因为它们从不说谎，也几乎不会用虚离矫伪的义理误导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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