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经典台词
时间：2019-05-12 03:18: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7世纪末，台湾的原住民一直处于刀耕火种、渔猎采集、山田烧垦的部落社会形态，历代统治者对原住民都采用‘恩威并重’的治理方式。后来由于人口迁徙等原因，包括赛德克族在内的原住民退缩到深山里。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后，日本从清政府手中抢走台湾，对于原住民，殖民者强硬要求他们禁止出草、文面、减少打猎致力农耕，破除迷信并进行同化教育；另一方面又对原住民居住的深山的矿产、树木进行采伐……”
《赛德克?巴莱》是台湾导演魏德圣的第二部长片，于2011年9月起分《太阳旗》、《彩虹桥》上下集在台湾地区上映，不仅创造超过8亿新台币（约合1.7亿人民币）创纪录票房，更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影片改编自历史：1930年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首领莫那鲁道率领族人反抗日本殖民者，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史称“雾社事件”。雾社事件距今已历81年，相关的人事物虽逐渐凋零，但与之相关的讨论却愈见热烈，加上近来《赛德克?巴莱》电影的上映，更提升了对雾社事件的关注。
文明对抗尊严
1930年10月27日台湾中部山区发生震惊全台的雾社事件。马赫坡头目莫那鲁道（Mona Rudo）率领邻近六社的族民，于雾社公学校运动会上发动大规模的出草行动，以示对日本政府统治的不满。日方为平息此次动乱，出动大批军队、警察前往镇压，并使用机枪、山炮、飞机、毒气弹等现代武器，历经四十余天，事件才告落幕。事件落幕不久后，随即在1931年4月25日又发生第二次雾社事件，以及1931年10月15日、16日，移居川中岛的部落余生者和未参与抗日部落却涉嫌参与抗日活动，有不少族民遭日本警察逮捕，一去不回。在事件的过程中，日方有162人丧生；参与起事的部落，人口总数则由1236人降为298人。
促成雾社事件发生的因素非常复杂且多元，但日本殖民政策所造成的劳役剥削与文化冲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日本人以殖民者的身份而来，带来了铁路，带来了邮电局，带来了学校，甚至带来了终结仇杀的秩序，与山民的原始状态相比，日本带来的理当就是文明。雾社事件发生在1930年，而非日本人入岛之初，足以说明，赛德克人对于日本人带来的文明，并非盲目地排斥与反抗，而是抱着一种纠结的心态等待答案——这种文明于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再等20年，这是一种思路；忍无可忍，也是一种思路。在后者的权衡中，文明并不成为必需品，至少，与尊严和自由相比，是如此。
追问现代文明之殇
观点的不同，对事物的诠释就会有所差异，雾社事件即是很好的例证。在事件发生的当下，日本官方有意将之解释为偶发的事件，认为是原住民的“蕃性”使然。然而，就运动会会场的受难者来看，过程中仅有2名汉人被误杀，其余丧生者都是日本人，可见这并非偶发事件，而是经过策划的活动，日本官方的说法不攻自破。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后，则将雾社事件置于抗日民族主义的脉络之中，原住民自身的观点仍未受重视。近来，许多研究者开始以原住民的角度为切入点，对雾社事件重新进行审视，让关注的焦点不再只是集中于莫那鲁道或花冈一郎、二郎等人身上，而能对雾社事件进行更多元的探讨，如gaya（祖先流传下来的话）与雾社事件的关系、原住民妇女在事件中的影响力或扮演的角色等。
长达十二年的策划，动员两万多人，魏德圣并不是只要一部揭示雾社事件来龙去脉的历史片，也不是只要一部原住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作品。关乎文明与野蛮，是这部披着史诗英雄片外衣的电影试图探究的最重要主题。
正如诗人叶匡政所说，全球化的时代，更应当鼓励人们对身份认知的多样性，摒弃“非此即彼”的文化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可能减少不同族群间暴力与冲突的可能。赛德克人的行为，显然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更是现代文明的悲剧。为何现代文明所到之处，总会掀起各种样式的暴力与杀戮？《赛德克?巴莱》追问的是现代文明之殇，如影片中让人窒息的谣曲所吟唱的：“为唱出祖灵的歌需要吞下许多痛苦，为说出自己的话需要吞下许多屈辱，为实现梦想需要吞下许多遗憾。孩子啊，你们怎么了？”这先知般的声音，其实也在追问我们的文明。
苏晨根据台湾多样性知识网、《雾社事件——台湾人的集体记忆》、《彩虹桥的审判》综合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