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雍正时期的民族一体思想】雍正法律思想

时间：2019-04-22 03:26:5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清朝雍正时期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民族关系不但承上启下地演绎着过去民族交往中存在的各种现象，而且还继承延续了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流向，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在我国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等不同层面上呈现出了既趋同又分化、相伴相生的“多元一体化”现象，探讨雍正时期的“大一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作用，对于当前构建统一、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雍正；民族；多元一体；夷夏之辩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已被我国学术界达成共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3清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其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是我国的民族关系正在由局部到整体的“多元一体化”的渐进过程，并由此构成了我国民族关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华夷之辨”是儒家民族观的基本观点。《论语》记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在这种“华夷之辨”思潮的影响之下，儒家人士比较注重礼仪和习俗。而从我国历史上的商朝以后，华夏居中、夷狄居四方的格局就已经基本形成。在相对聚集的小环境之中，也逐渐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历代中央封建王朝皆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在对待周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时，尊奉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即以文化本位的思想来对待他们。当封建王朝中央政权的特别强盛时侯，以“用夏变夷”，“修文德以来远人”，大力推广更为进步的礼仪制度和农业生产技术，有效的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政权和地方首领向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在中央王朝衰落的时候，经常以“华夷之别”的观念来抵制边疆游牧民族的侵袭和骚扰。
　　清朝立国之初，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华夷之辩”，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已经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清朝政府针对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实施了针对性的民族宗教政策。
　　为了树立正统王朝的形象，清政府必须正视传统的“华夷之辩”的思想观念，于是便公开尊孔和推崇儒学。康熙帝时更是以“新儒学的理学和心学来治理国家”，使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术。其中，康熙皇帝力求用理学的君臣关系驳斥“华夷之辩”，充分肯定清朝统治者的“正统”地位。
　　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皇帝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雍正皇帝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大一统观并编辑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针对“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2］1、“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2］122做出系统性的回答。强调所谓的华夷只是地域的不同而已，“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2］50强调华夷一家，强调“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统”，主张四海之内共尊一君。清朝统治者认为，凡“大一统”政权，无论何种民族建立，用何种方式建立，都应该被视为正统。对此，刘正寅教授认为该观点全面剔除了传统正统观中的民族偏见成分，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继承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使之更有利于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3］
　　通过分析雍正的《大义觉迷录》，“雍正提出了不同于儒家传统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认为‘本朝之为满州，犹中国之有籍贯’，满汉是一体的。对人的看法、评价应以五伦为准则，‘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华夷都是一家人，不应‘妄生此疆彼界之分’、“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这是清代成功的民族政策的理论总结，是中国各民族几千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所以，《大义觉迷录》是满族统治者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从世界发展的宏观角度评价，还会感到它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4］此外，雍正皇帝也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民族思想中以“文明”、“礼仪”辨夷夏的先进因素，进一步提出对少数民族君主正确评价、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以及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应以诚相待等开明的民族观。［5］
　　虽然雍正皇帝分析的这些原因并不是夷夏之辩产生的根本原因，但这些论述却反映了雍正的“大一统”思想，只不过他的“大一统”思想的含义首先是封建王朝的一统，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一统。从理论和实践上讲，雍正皇帝的一统思想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没有王朝(即国家)的一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一统。以“文化”论夷夏及“大一统”的观点虽然并不是雍正的独创，但以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身份”谈论这一问题却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它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和统一指明了一个可能的通道。
　　雍正皇帝曾宣称：“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2］2并深入阐述了“中国一统”的理论观点：“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6］
　　正是由于民族一体思想的不断深入民心，才使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清朝也成为一个民族众多、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统一的国家。
　　清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总结时期。中国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和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和文化形成的一个缩影。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只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忽视了各民族客观地存在的不同特点、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或只强调中华各民族都是具有不同特点、民族意识、民族利益的单一民族，而忽视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都是片面的。［1］ 351
　　费孝通先生所陈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在总结历史发展和各民族关系发展的演变而产生出来的。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一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对中国历代中央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制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张万钧,薛予生.大义觉迷录［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
　　［3］刘正寅.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与发展［J］.民族研究,2000(6):76.
　　［4］何晓芳.论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及其民族思想［J］.满族研究,1986(2):51.
　　［5］吴洪琳.试论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大义觉迷录)新解读［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97.
　　［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资料:第四辑［M］.北京:中华书局, 1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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