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对黄庭坚认识之反复_

时间：2019-04-11 03:16:3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诗学界多称钱钟书为宋诗派，因为他的《宋诗选注》影响深远，也因为钱钟书为当代饱学之士，其诗亦不免多涉“学问议论”。“诗分唐宋”虽然不是钱钟书首先提出，却在他的《谈艺录》里阐释得最充分，以风格特色而非朝代地域划分作家与作品种类，是钱钟书诗学最鲜明的特征。钱钟书强调：“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肌理见胜。”如果略为深入钱钟书的诗论，可以说，就“唐”“宋”两种诗风分判，钱钟书倒更加倾心于唐而非服膺于宋，他的大量文字可以让读者分辨此中幽微，他与别人的一些谈话也可为佐证，如李慎之在《忆胡绳》一文中谈钱钟书：“他虽然宗唐，自己做起诗来，却总是脱不了宋人以学问为诗的味道。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说做诗要靠天分，勉强不得的。”杨绛答和歌问，说钱钟书：“他爱诗，非常爱诗。他不是那种豪放的，但他自诩自己顶多是个名家。他写那些品位别人作品的东西，写得很好。他主要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一个大诗人，他比较注意形式，用字，还有声律很讲究。”李慎之所云，可见钱钟书学诗宗唐而终落于宋，这是钱钟书晚年对朋友的坦白之言；杨绛所云，则是在钱钟书的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和创作《槐聚诗存》出版多年，先生亦已故去十余载之后的平心之论。
　　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84年中华书局再版补订本，其后在1986年重新印刷时又有补订，至1987年又增加最新补正文字七十余则。可以说，《谈艺录》在作者早年著述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也间有补正反思。作者不曾专门阐述自己的反思，其中一些前后结论大相径庭的内容，倘读者不比较前后版本，遽以引述，就可能“强瓜皮以撘李皮”，自误误人。钱钟书在《谈艺录》一书中对黄庭坚及旧传黄庭坚所撰《建章录》的论述辨证，可见一斑。
　　读《谈艺录》，并参照《宋诗选注》，可以看出，钱钟书对黄庭坚的评价大不同于历代崇奉“宋体”者。以入选篇数比较，《宋诗选注》所选黄庭坚作品仅寥寥三首，而在传统诗史上地位低于黄庭坚的陈与义选十首，杨万里选十首，范成大选十二首，连并不以诗名著称的秦观和姜夔也各入选四首，而在《谈艺录》中被钱钟书批评甚多的陆游竟入选二十七首，为黄庭坚的九倍。仅此偏颇，就可以看出《宋诗选注》初版时钱钟书对黄庭坚的不以为然。再读《谈艺录》对黄庭坚的论述，更可窥钱钟书于宋诗历来成说呈现颠覆意态。在《谈艺录》最初版本里，钱钟书就对黄庭坚不甚推崇，他引述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广征博引，八面受敌，是钱钟书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写作风格，为避免魏泰因与苏轼、黄庭坚政见歧异，为人评价不高而所论遭诟，钱钟书又引述一贯推崇黄庭坚的沈作哲《寓简》所云“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和方回《桐江集》卷五《刘元晖诗评》“黄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要紧字，融液为诗”，以圆转阐明黄庭坚诗弊。诚然，“以学问入诗”是宋诗最明显的特征，黄庭坚自承：“要读左氏、前《汉书》精密。其佳句善事，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
　　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因为对文治的推崇，造成文人地位的高贵。到苏轼、黄庭坚之世，几十年太平致使士子攻读的内外环境，较之前代大诗人若李白、杜甫，社会动荡和生世坎坷的刺激显然已经减弱，而历史之积累、典籍之浩瀚又势必成为文章诗词之借代取材。此种状态，优劣俱在。比起苏轼，黄庭坚在诗歌语汇语法的琢磨融冶方面更加用心，所谓“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为后世诗人开辟了新的道路。比较之下，苏轼还在“唐”“宋”之间，而黄庭坚则纯然“宋”体。所以，“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苏轼就没有成为宋诗的代表而逊位于黄庭坚。启功曾经说“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讲出来的”，也形象地拈明了两者之区别。可是，宋诗特别是黄庭坚诗，如果仅仅是读书多使事广，恐怕还难以自立并追驷唐风。后世对黄庭坚认识和研究方面的一些讹误，也加深了对黄庭坚诗风的片面理解。《谈艺录》有云：“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略谓所录皆晋汉间事，预储为诗文材料；昔在《永乐大典》中见山谷《建章录》，正类此。”钱钟书对翁方纲的这段记述十分重视，除《谈艺录》以为佐证，迳断“山谷狐穴之诗，兔园之册，无可讳言”之外，还在《宋诗选注》里再加引用：“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黄庭坚把典故分类摘抄的《建章录》在《永乐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兴’字，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树’字等部还保存几段。”不过，这段批评黄庭坚的文字没有用在有关黄庭坚的部分，却在对刘克庄评论的一条注解里。《谈艺录》补订本三百四十五页对二十三页的“补订”仍申前说：“《建章录》见今存《永乐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兴”字下所引最多，一万二千四十三“酒字”，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树”字下亦引片言只语。”又云：“《容斋四笔》卷九《书简循习》条指摘当时笔札之奇儇而‘求雅反俗’，山谷或难辞作俑之咎耶。”显然，钱钟书为慎重起见，查阅了《永乐大典》的残存影印本，署名黄庭坚《建章录》的内容果然还有若干条在录，这就比翁方纲的简而言之更加具体，也更加深了钱钟书对黄庭坚之历来成见。
　　在这次补订时，钱钟书家门自道，谈及自己从十六岁学诗至于欧洲留学归来结识诗人冒景璠并得见其尊人冒效鲁所著《后山诗天社注补笺》，且“少年负气，得闲戏别取山谷诗天社注补订之”。又坦言：“出乎一时技痒，初不笃嗜黄诗也”。其实，这就是《谈艺录》一书的滥觞。钱钟书说：“《谈艺录》刊行后，偶与潘君伯鹰同文酒之会。伯鹰盛叹黄诗之妙，渠素负诗名，言下几欲一瓣香为山谷道人，云将精选而详注之。颇称余补注中欧梅为官妓等数则，余虽忻感，然究心者固不属此类尔。”钱钟书最初考辩黄庭坚《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第一首“渺然今日望欧梅”句所云“欧梅”非指欧阳修、梅尧臣，乃黄庭坚贬官太平州时所见之官妓。得意非在考覆“欧梅”之功，应在发难黄诗穿凿之底，继而言前人之不言，成一家之言，这才是青年时期的钱钟书以黄庭坚诗为笺释之本写作《谈艺录》的缘起。潘伯鹰为书画家，又是诗人兼小说家，其人久背狂名，得赠时人诗册，多弃置不阅，惟“愿做涪翁社里人”，恨不见古人；遭遇钱钟书，顿生惺惺之叹，却未知钱生意不在涪翁之社，其志竟欲对门操戈，恨古人不见我。当世多以“宋诗派”目钱，亦如加以“比较文学专家”之冠冕，誉者若挠隔靴之痒，不蒙呵斥亦已为幸，遑称知音。潘伯鹰是钱钟书老师吴宓的知友，对钱钟书颇加青眼，却未得还桃，此亦文心幽微之一解。

推荐访问:黄庭坚反复钱钟书

钱钟书对黄庭坚认识之反复_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