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并蓄:当代大学生择业观特点概略】 抽水蓄能有什么特点
时间：2019-03-29 03:23: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呈现出多元并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时代性和传统性并存、主动性与被动性交错、发展性与现实性并重、功利性与奉献性博弈、个体性与群体性共存、独立性与依赖性纠葛、妥协性与坚守性权衡，充分反映了当代大学生顺应时代潮流、涵养多元文化的择业价值，在择业过程中逐步趋于理性，选择更加多样、复杂。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多元并蓄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47-04
当代大学生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整个社会属于多元开放的时代，多元文化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得以融合。大学生在这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涵养着多元开放的文化品性和价值取向，其择业观必然充满多元开放的特点，既有传统择业观念的延续，又有特定时代、不同时期择业实践的反映。应该说，在多元开放的大学生择业观中，始终贯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点，但也不同程度维系着传统择业价值观，呈现出历史性、复杂性、多样性，本文对此作深入分析。
一、时代性和传统性并存
当代大学生择业观的形成和发展，与时代的变化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各项改革先后推开，大学生有了初步的职业选择意识，但仍须服从国家分配，缺乏自主性、竞争意识，择业取向政治化、社会本位，如科学家、工程师等是大学生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取向［1］（P5-7）；上世纪80年代期间的大学生依然把“社会地位”作为首要标准，同时关注职业的社会意义、个人才能发挥、工作收入等，但80年代末的大学生则最关心“个人特长”是否得到发挥，具有明显的“自由化”倾向；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学生在择业时首先追求“职业稳定性”，继而是“求发财”，具有明显的个人经济利益倾向［2］（P19～20），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又转而追求“个人才能发挥”，充分考虑个人价值和社会需要的结合点成为大学生的普遍共识。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来，受就业压力和就业流动性大的影响，多数大学生又把“职业稳定性”作为择业首要标准，相对稳定的国有单位成为大学生的首选对象，如2009年山东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表1）［3］（P45），近八成的大学生首选国有单位，而选择非公单位的仅占449%。另外，云南近几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也显示出毕业生择业时对职业稳定性的需求，到国有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重明显高于到非公单位就业的比重（表2）。
表1 山东师范大学“80后”大学生择业
理想单位倾向分布（%）
单位
类型 国家
机关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民营
企业 自主
创业
百分比 2353 3285 2297 449 1616
表2 2004—2008年云南省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情况（%）
年 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比例 41.74 39.90 36.76 33.76 34.5
非公单位就业人数比例 5.7 8.1 11.03 10.38 13.5
灵活就业人员比例 27.17 30.3 32.7 40.2 39.6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云南年鉴》及云南省教育厅公布数据计算所得，数据截至当年年底。
从上述分析看，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变迁反映出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同时，在其变迁进程中，“稳定性”、“自我价值”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反映出当代大学生择业观的传统性、继承性、历史性特点。这符合社会持续发展的规律性要求和社会择业价值取向的稳定发展，最终达到择业文化的传递、延续，避免因价值体系突然断层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冲击社会主流文化价值。
二、主动性与被动性交错
当代大学生的择业观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彰显着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双重特点。在1977年恢复高考至1985年，我国大学生就业主要以“服从分配”为主［4］(P580)，具有明显的被动性。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尤其是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毕业分配办法，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填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这让人们看到了主动择业或自主择业的曙光。随后，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如1989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方案强调“逐步将毕业生计划分配就业制度改为社会选择就业制度”；1993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为今后大学生就业确立了方向。总体来说，这些规定为1994年以后大学生双向选择、主动择业确立了法制基础［2］，也发挥了制度对观念变迁的驱动作用。
在1994年后，尽管“双向选择、自主择业”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各地推广的进度和实施情况有所差异。2000年，全国普遍实现了大学生自主择业［5］(P78)，从此大学生有了充分的择业主动性，激活了大学生的内心价值需要。但好景不长，2002年第一届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正式走入社会竞岗择业，庞大的毕业生数量与有限的就业岗位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从未经历过的“就业难”突显。其后择业困境更加严峻，就业的买方市场完全形成，用人单位有了充分的选择权，可谓广大毕业生都在等待被社会和用人单位甄选，而无从依据自我主体意识去挑选单位和岗位，处在明显被动的位置。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服从国家分配的“被动型”择业文化又有差别，主要是就业困境中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择业”，亦即岗位与择业期望不对等。当然，这种“被动性”还体现在家庭及其相关者、同伴群体的职业价值观对个体的影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