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法战争清政府的乘胜即收:中法战争
时间：2018-12-29 03:22: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法战争发生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期，是中国几次重大的对外战争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一、关于清政府的乘胜即收
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下旬，在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谅山战役的胜利，而清政府却在这之后不久接受了议和的条件，决定乘胜即收，结束战争。对此，一般观点认为这是清政府的“投降卖国”行为。这样的评价有一定道理，但其实清政府这样做是有客观原因的，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看中法战争的整个军事形势。在越南战场上，镇南关――谅山战役的胜利虽然影响很大，但客观地说只是一个阶段性胜利。它不意味中国军队已经占有优势，也不表明中国军队此后可以继续打胜仗。事实上，从战争开始后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多次失利，一退再退，越南大部分地区被法军占领。镇南关――谅山战役的胜利只是阻止了法军侵入中国境内，而越南大多已被法军占领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在台湾及东南沿海战场上，法军在1884年8月挑起第二阶段的战争，消灭了福建水师，集中兵力进攻台湾，一度占领基隆。法军还封锁了台湾海域，给台湾军民的抵抗造成严重困难。清政府派出的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是淮军宿将，在台湾组织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粮饷军械缺乏，外援断绝，形势危急。刘铭传数次向朝廷奏报困难局面，请求支援，清政府十分忧虑。1884年10月31日工部尚书翁同�等人奏折中称：“臣等细阅前后电报，刘铭传以百战之余，乃至有呼天之语，敌舰外逼，军火渐穷，土匪内讧，人心摇动，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矣。”［１］显然，从中法战争的整个军事形势看，中国处于劣势。1885年4月10日军机处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传旨说：“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２］这表明清政府对中法整个战局的把握比较准确，其担忧是有一些道理的。
其次看中国的周边环境。当时，中国虽然只在南方同法国交战，但在北方地区却面临俄国、日本的现实威胁。俄国在1881年的中俄伊犁交涉中没有得到满意的利益，便趁此机会想捞些便宜，或发发怨气。1884年9月10日军机处电告出使俄、英大臣曾纪泽：“奉旨：闻法人有与俄、倭密约，明年法犯北洋，俄犯吉林，倭攻朝鲜，以图牵我兵力之说。自系法人虚声。俄国有无举动，著曾纪泽密察，随时电闻。”［３］9月13日，李鸿章电告译署：“俄新闻馆言：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日前俄有兵船一帮，在烟台装粮煤、洋钱甚多，不知何往。”［４］这些表明了清政府对俄国威胁的警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制定“大陆政策”，将对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是日本扩张的首要目标。1882年7月，日本在朝鲜策动了“壬午兵变”，侵朝野心暴露无遗。中法战争爆发，日本认为这是趁火打劫的好时机，于是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884年9月，法国驻日公使先基维支与日本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协商，决定法国以私人贷款形式提供100万日元，资助日本在朝鲜扩张的费用。日本侵略势力经过积极准备，于1884年12月在朝鲜发动“甲申政变”，企图将朝鲜置于其控制之下。政变虽然未能成功，但朝鲜，以及中国北洋地区的形势骤然紧张。同时，日本国内一些侵略分子狂妄叫嚣“征韩”，意在使中国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只是由于日本当权者考虑到日本当时的海上力量尚不足，故未轻举妄动。
因此可以认为，乘胜即收是清政府鉴于中法战场的军事形势，以及中国的周边环境，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委屈求全的对策。客观现实的严重性使清政府害怕夜长梦多，不敢再让战争拖延下去，以免无法脱身。由此看来，乘胜即收与“投降卖国”不能相提并论。
二、李鸿章与乘胜即收的关系
过去有些论著抨击了清政府乘胜即收的政策，并且认为乘胜即收是李鸿章主谋决定的，将李鸿章视为卖国贼。这个评价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李鸿章对中法冲突总的说来持主和思想，但是在战事激烈的时候他也有主战的言论和行动，必须具体分析。
1883年2月，法国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决定发动侵越战争。法国政府召回驻华公使宝海，推翻了宝海与李鸿章刚刚达成的《李宝协定》，改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重开谈判，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在与脱利古谈判时，李鸿章态度较为强硬，据理驳斥脱利古的无理要求。
谈判先在上海后到天津，前后进行了4个月，法国见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于是悍然发动了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1日，法军在越南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12月27日，李鸿章呈上《遵旨妥筹边计折》，表明了主战立场。他写道：“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卒之虚骄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制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５］但是非常遗憾，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打了败仗，退回边境地区。1884年4月，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向清政府提出五点议和条件。清政府表示同意，命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李、福于5月11日签订了《李福协定》，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战争。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虽然清政府对法宣战，但当权的慈禧和奕�仍不忘找机会谋求妥协，1885年初，授权总税务司赫德通过驻伦敦代表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交涉谈和。这时的交涉是秘密进行的，李鸿章并未参与。1885年2月17日赫德在致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把事情全抓在我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没法碰到它。”［６］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了《中法新约》，结束了战争。由此可知，最后条约虽然是李鸿章签订的，乘胜即收却是慈禧决定的，李鸿章只是政策的执行者。
参考文献：
［1］清季外交史料（卷48），第17页.
［2］中法战争（第6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85页.
［3］中法战争（第5册）.第537页.
［4］李鸿章全集（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8页.
［5］中法战争（第5册），第258页.
［6］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