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
时间：2021-07-12 08:02: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教条和宗派的方式之中，成为“左”右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思想和政治堡垒。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实施延安整风，毛泽东采取“思想建党”的原则和方法，以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方式，逐步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历史转折，留给全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互动的若干基本经验。
关键词：民主革命；毛泽东；党内政治生活方式；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7）04-0044-06
一、形成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和抓高级干部率先垂范的关键作用，是毛泽东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方式转变的“两个杠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来抓，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而“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他们要“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1]。上述两个结论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之杰出的历史贡献，是毛泽东当年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两个杠杆”，亦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关键环节。
二、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教条和宗派主义的方式之中，成为右倾特别是“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思想和政治堡垒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会产生两种类型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博弈，主要是由三种矛盾状况所导致：即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与“走俄国人的路”之间；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与共产国际领导方式之间；党的部分基层组织的求真务实与部分高层领导的照抄照搬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高层领导，其教条与宗派性的政治生活分为两段：
第一个阶段为1921年7月党的成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的失败，是党内失误的政治生活方式支撑着“二次革命论”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思想理论的准备不足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使党内高层的政治活动呈现出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一方面是不断总结工人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的斗争经验，进而提出中国革命的新思路、新想法，而且成为党的决议予以通过。如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之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三大”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上述探索又始终未能找到一个实践立足点（如农民问题）而落到实处。
所以如此，是受到如下思维的束缚和窒息。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群众自私、保守、落后、无法形成革命觉悟，因而无产阶级政党无需依靠农民的观点；[2]以及农民群眾（农村无产者除外）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至多是工人阶级同盟军的观点。[3]二是共产国际提出以国民党为重心而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使党的高层领导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辅助国民党的政治地位上。三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受教条思维的束缚而最终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指导思想，并以“家长制”和“一言堂”的方式予以维系，从而束缚全党的思想。因此，党内高层的政治活动最终陷于以教条和宗派为特征的一盘散沙式的状态，不仅难以避免大革命的失败，反而被共产国际认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要对大革命失败负责，要从组织上予以改造。[4]使党内高层在“八七会议”上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陈独秀等人，从此开始共产国际直接干涉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为1927年“八七会议”到1941年冬季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是党内错误的政治生活方式支撑“左”倾错误路线的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八七会议”到六届四中全会，“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相继占据党内统治地位，且一次比一次“左”的厉害，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这样一种压抑态势：一方面是“八七会议”以后相继发动组织的各地武装暴动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层次不同地开始实施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有效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党内高层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严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攻打附近的中心城市，配合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认为这既是遵循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又可避免各个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组织农民小资产阶级化。及至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向各个根据地派遣“钦差大臣”来掌握军政大权，以实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
二十六年后，1937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也不应否认的实事。”如何总结经验呢？一是最高领导机关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和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二是最高领导机关负责人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三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和激烈性，右的错误容易被克服，而“左”的错误则成为党内“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我们应当予以系统地彻底地转变。四是转变的途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8]505-507。这就说明：转变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必须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关键是转变党内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活方式。唯一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