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岗事件”若干核心问题的再思考
时间：2021-07-12 08:01: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随着研究的进展和史料的不断披露，关于“高岗事件”内在发展主要脉络已经大致清晰。应该说，毛泽东是赞赏高岗的工作能力、肯定高岗的工作成绩的，在一些重要政治问题的分歧上（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等），毛泽东往往也是认可高岗观点的，但得知高岗“擅自向苏联人拨弄是非”，就已经动摇了对高岗的信任。而1953年酝酿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以及领导人人选的过程中，高岗自恃有毛泽东的信任，进行了一系列出格的政治动作，严重“违反党内规矩和纪律”，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
关键词：高岗事件；政治纪律；苏联因素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4-0109-06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共中央面临着在全国执政情况下如何确立党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以及新国家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等诸多大问题。在如何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富农等大政方针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此外，在权力行使、行政管理等方面，毛泽东对刘、周等领导人也有一些不满之处。到1953年秋冬之际，在党中央酝酿进行领导体制与分工的改革情况下，高岗自恃有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右倾”、“不成熟”为理由，进行着更加大胆的“拱倒刘少奇”等人的活动。然后，始料未及的是高岗迅速地失去毛泽东的支持和信任。他的言行很快被认定为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1954年2月间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高岗和饶漱石等人“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全会后中央书记处迅速召开旨在“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的座谈会。无法接受这种政治风向骤然转变，同时又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高岗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便是中共党史里著名的“高岗事件”。①
关于“高岗事件”的定性，主要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所做出的。定性主要是认为他们为了谋取党内更高的地位，采取“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进行“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阴谋活动”。参见《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75页。《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25-129页。1979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坚持这一政治判断。当然，1979年的这个决议，没有把党内的这次高层斗争，归属为所谓的“路线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76页。
“高岗事件”是中共在“延安整风”后形成比较稳定的领导集体后，在中央高层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斗争，也是建国初期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重大影响不仅体现在发生原因和处理方式上，而且也反映了党内在“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等关于新中国的重大政治方略与路线方面理论分歧和政治争论，这些分歧与争论并没有随着“高岗事件”的结束而结束，而是继续影响着以后的中共政治路线的选择。
一、学术史回顾
近些年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高岗事件”有了进行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释的更大空间，与此同时，关于该事件的新的史料不断涌现，故而在高岗事件问题上有了新的研究和探索。《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百年潮》等刊物发表多篇关于“高饶事件”的论文。此外，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林蕴晖关于“高岗事件”的系列文章（收入林教授的《国史札记》一书，《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沈志华编著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等等，都对“高饶事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大体上，当前学界分析“高岗事件”的成因与背景，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论。此论认为高岗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的条件下，“密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此，他编造了一系列“荒谬理论”，进行一系列“刮阴风、烧鬼火”的“阴谋活动”，最终被党所识破而自食其果。这个论点是现今大多数论著所持的主要论点。
2.社会历史背景论。这些研究中提及许多当时党内对“新民主主义”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分歧，导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而支持与自己观点相似的高岗，这为高岗反对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埋下了伏笔。参见林蕴晖的《国史札记》有关论述。有人认为是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人事安排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从而为高、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外。参见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所著的《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苏联的背景因素论。这里的“国际因素”主要是指苏联和苏共的因素，这些研究认为高岗“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这种做法引发毛泽东对高岗的不满。前苏联的官员和学者大都把高岗的垮台归于“国际背景”论，他们认为高岗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猜忌，最终导致高岗的垮台。譬如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其所著的《最后的遗言》中持这种看法。参见〔苏〕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4.领导人“个人因素”论。此派有认为毛泽东在干部选拔和任用问题上，过分信赖高岗，没有能及时识破“高饶”的阴谋，对于事件的产生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林蕴晖在他的系列论文里，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准备安排高岗为“接班人”。只是后来高岗的非组织活动被陈云、邓小平告发， 毛泽东迫于无奈把高岗端了出来了事。此外，西方和港台有些论著，把高岗事件成因简单的归于“毛泽东的阴谋”，认为毛泽东开始联合高岗去打倒刘少奇，但看到刘少奇支持者很多，高岗又把他毛泽东的话全部透露出去，所以，当“陈云告密后”，“骑虎难下”的毛泽东，“只好抛弃高岗”。这些论述，充满臆测和想像，颇有传奇小说的味道，自然远离学术研究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