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之死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按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他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他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出于善意,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也对某些问题作了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的同志向陈云反映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他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自己了。
　　
　　高饶“天机”泄露
　　
　　高岗以为刘少奇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刘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怀与他联系工作之机,妄图拉彭反刘。彭德怀后来揭发说,中央准备在1953年12月里召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中央讨论为会议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随后,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却指着桌子上摆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延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等记录稿,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又向彭提起刘少奇。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安在华北,×××安在华东,×××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德怀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当时还未认识到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论。
　　接着,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俩的支持。
　　陈云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毛主席提出自己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事隔多年以后,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在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
　　这时,许多听过高岗散布流言蜚语的同志也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了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毛泽东笑谈“秦灭楚”
　　
　　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地点了高岗的问题。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后来说,他对高、饶问题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当时,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的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做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话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总之,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1953年秋冬才逐步发现的。
　　关于高岗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继“两个司令部”一说之后,还曾说高岗是反他的。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是,党内有人要打倒他。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毛泽东这样说,他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仍坚持团结的方针。
　　就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得到政治局同志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偕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随即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在毛泽东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志参加,又对决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到杭州的胡乔木后来回忆:“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高岗乱了方寸
　　
　　就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正在搞的非组织活动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了解高岗背着党中央搞的种种不正当活动。当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点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后,高岗开始警觉起来,到处设法打听中央的消息。他听说周恩来找某人谈过话后,当即打电话将某同志找去问与周谈了些什么。某同志希望高岗能就此回头,因此将与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规劝高岗,只要现在决心改,还来得及,不要一错再错。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或向毛主席写一封信,检讨承认错误。高岗得知他的地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他表示不能与刘少奇谈,谈也谈不清,但想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高岗拟好给毛泽东的信以后,心里很不踏实,半夜将他的秘书班子找去,要他们帮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毛泽东当面谈一次话。秘书们帮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检讨的语气略加重些,同时建议高将此信先送刘少奇,由刘转毛。高认为不可,于是又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要杨着专人送杭州呈毛。希望毛泽东出面,帮他在党内转圜。
　　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哪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四中全会的方针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说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末专门交代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月8日晨3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内称: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议,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交杨尚昆带回的信后,于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刘少奇于15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1月20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1月22日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代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谈的问题。”
　　毛还专门交代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在1月7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的同日,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交代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准备向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对自己在全会上要作的自我批评也进行认真准备。1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除说明四中全会的开会通知已经发出外,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专门向毛作了报告,内称: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上的检讨送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鉴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毛泽东交代与高岗谈话的任务,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3日,又约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在此期间,刘少奇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于1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毛泽东定夺。1月27日,毛泽东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刘少奇及书记处的信中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1月29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2月6日举行。
　　
　　七届四中全会经过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他用阶级斗争观点和党的历史经验论证说: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提出,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以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也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们悬崖勒马。
　　朱德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更是开门见山。他说:我们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这里的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的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会上,邓小平特别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议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少奇同志都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作用的。当时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所以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左”防“左”,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有些流言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刘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露,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的问题上。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
　　
　　揭发高、饶的座谈会
　　
　　就在毛泽东1月22日明确回绝高岗来杭州谈话的要求后,高岗无奈于25日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仍企图应付过关。因此,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2月15日至25日,举行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5日首先由高岗作了检讨。16日,周恩来在会上转达了刘少奇对高岗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43人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使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17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2月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做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领导。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按指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按指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做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一切阴谋的本质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另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发觉和坚决有力地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毛在2月28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周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实际上,毛还亲自作了一些修改,如“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一段,就是毛亲笔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于3月1日批准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3月26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明确指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了一个月,于4月25日结束。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林枫同志最后总结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会议于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随后于5月4日将这个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高岗在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作领袖”,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内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会议内容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说自己只是对刘少奇不够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不同意见。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如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而恰恰在对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当高岗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代。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党对高、饶的结论
　　
　　对高、饶问题的最后结论,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饶漱石在被开除党籍的同时,因被怀疑有包庇反革命等严重问题,1955年4月1日被逮捕审查,1963年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后,饶漱石因主持上海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也被错定为内奸活动,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饶犯有反革命罪宣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予以假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饶被重新收监,1975年3月2日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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