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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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党史工作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成就”

　　1991年7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胡乔木，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不顾劳累，竟然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看完了即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书稿中最难把握的第七、八、九三章，约20万字，并且批注了许多意见。他对书稿的写法很满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8月3日，胡绳给编写组的同志打电话：“今天早上去乔公那里，谈了两个多钟头。乔公对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在以前没有过。现在另找一个班子写也写不出这样一本书来。告诉玉泉山的同志们，这一本书是党史工作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成就。”
　　《七十年》究竟有没有取得这样高的成就？领导认可是一头，还要看广大干部群众这一头。市场发行是检测干部群众认可度的风向标。《七十年》出版后仅一个月就发行500多万册，创造了中共党史著作的纪录，这说明它的确是“党史工作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成就”。

1.《七十年》的编写是怎样提出和进行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首任主任是胡乔木。1982年，胡绳接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一直以编写中共党史为主要任务，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稿进入最后统改阶段时，1990年3月，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尽快写一本比较完整的中共党史简本的任务。副组长薄一波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传达了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指出：写出一部正式的、好的、真实的中共党史，对于教育今人和后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副组长胡乔木讲话，提出：党史研究要加强真实性、科学性、战斗性，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组长杨尚昆接见与会同志，希望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胡绳主持座谈会，着重讲了如何加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研究。他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尽管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对具体问题怎么看，需要加强研究。许多事情不是成功的就一切都好，错误的就一切都不好。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要科学。
　　这次会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集中力量编写一本篇幅不太大、便于普及的简明中共党史。胡乔木原本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但他不幸于1990年9月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10月，胡绳接手主持《七十年》编写工作。
　　参加编写的执笔者主要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金冲及（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是那时唯一的外援，由胡乔木指定参加这项工作。后来，金冲及还出版了《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记录编写《七十年》的经过。据他讲，编写大纲拟出后，没有花很长时间讨论，就由执笔者分头撰写初稿。执笔者也没有受编写大纲约束，自己作主，大约两个多月就写出来了。11月上旬，胡绳陆续找每章执笔者谈修改意见。金冲及回忆道：胡绳一开始就说，“写《七十年》，我有点力不从心。总体上是一本书，要有人通盘修订。第一步，先将民主革命时期写出来。我还是当总编辑，但我时间少，精力也不成。现在已经有了稿子，如何修改得稍好一些？”从此，胡绳就开始主编这本书了。
　　这时距离1991年七一前出版的时间只有半年。还在此前半年，胡乔木看了大纲就对胡绳说：眼看写《七十年》时间很紧张，我很着急。看了提纲，觉得要写好这本书不容易。书要写得有分量，要照顾大局，还要有点分析。要使人看了后觉得是内行人说的，是懂得情况的人说的。半年后，胡绳看了初稿，也很着急。于是他实施了五大举措来解燃眉之急：
　　一是请外援。除金冲及已参加外，还邀请龚育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1年初春開始参加编写和定稿工作）和王梦奎（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6月下旬开始参加修改第九章）两人参加编写和修改。三大外援齐上阵，有助于解决“懂得情况的人说的内行话”这一难点。
　　二是集中写。金冲及回忆：1991年1月，《七十年》的初稿都已写出，准备参加修改的人员大体也已确定，决定集中到玉泉山工作，预计在半年内完成。这次修改的幅度非常大，许多部分接近重写。执笔修改的分工如下：第一、三、四、五章，金冲及；第二章，沙健孙；第六、七章，龚育之；第八章，郑惠；第九章，胡绳（第一、二、七节）、沙健孙（第三节及第六节前半）、王梦奎（第四、五节及第六节后半）；结束语，胡绳。郑惠回忆：“从1991年1月到8月，龚育之、金冲及和我一直住在那里（指玉泉山——引者注）集中精力看材料、研究和写作。胡绳在开始时是每周来一两次，后来也长住下来了。”
　　三是反复谈。金冲及对此有详细记载：胡绳反复阅读各章的初稿和改稿，随时动手进行修改，并且召开了十多次讨论会，有时是上下午连续举行，主要是由他讲话。一般说来，第一次是看了某一章的初稿后，谈他认为应该怎样修改，然后由负责修改该章的人进行修改；第二次或第三次是他看了改稿后再次谈还需要作哪些修改，再由负责的同志修改；最后胡绳自己动手，仔细修改定稿。
　　四是逐字改。胡绳不是“甩手掌柜”，也非那种只管宏观框架和政治把关的“大编导”，而是连文字、标点都仔细斟酌的“总理”。金冲及非常感动地写道：我原来自以为还比较注意“咬文嚼字”，但在书稿的头两页上，他就提出三条意见，都是文字性的，也就是我文字不通的地方。第二页上，我原来写着：“辛亥革命前统治着中国的清皇朝是一个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胡绳一面看，一面对我说：“辛亥革命前统治中国的清皇朝”，就该包括康、雍、乾时期，对那个时期总不能说它是卖国的、极端腐败的吧！只能说到它的晚期如何如何。他接着又说：但专制这一点，不能说到晚期才有。于是，他提起笔来，把这一段改写成：“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临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任何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完全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后来，他又删掉了第一个“任何”，把第二个“任何”改为“一切”，再删掉下一句中的“完全”，避免把问题说得绝对化。我从内心佩服他看得细，改得好。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修改文稿时只注意文字问题，他的主要用力所在，始终在全书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框架以及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同时，像他这样的大师在审改稿件时对一些文字细节也决不轻易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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