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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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党校，广东 深圳 518021)
[摘要]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目的是探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革命的道路。由于发达国家的政治结构已变得十分复杂，统治者维持和巩固其政权的手段通常不是依靠政治社会的强制职能，而是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职能。因此，一个新的历史集团要夺取政权的胜利首先必须获得领导权的胜利，以便从精神文化上吸引并争取广大民众。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加剧的文化冲突，使葛兰西的这一理论本身的当代价值更加凸显。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国家；市民社会；“阵地战”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40-05
为探索不同于东方的关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葛兰西耗尽了一生的热情和精力。基于对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以及对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惊人的复苏能力的反思，葛兰西深信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会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中自动产生，“铁的必然性”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自动发生作用。通过深刻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葛兰西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确立政权之后，为巩固和维持其政权所具有的顽强的适应性。尽管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暴力的方式，但他们在国家的统治方式上作了重大调整，更加侧重于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引导和操纵，从而使统治阶级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不再仅仅是暴力和强制方式，在正常时期更多的是依靠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精神文化领导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史莱伦指出：“在严肃地分析资产阶级如何得以通过赞成而不是强制来永久地维持它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有着首创者的功绩。”[1]
一 国家概念与文化领导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后提出的。不了解葛兰西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分析，不理解他的“完整国家”(the IntegralState)概念，就无法准确地理解他的领导权理论。列菲弗尔说：“与其说应该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实践的理论，倒不如说是应该寻找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2]
葛兰西之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重视国家问题，对国家问题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述。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中，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产生是异化的产物，表面上是共同利益的代表，实际上“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同样认为国家是某种异化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4]总之，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学说包括三方面内容：(1)国家是强制机构；(2)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3)必须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
葛兰西所处的时代及政治环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确立了典型的议会制，扩大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基于此，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在职能上与封建专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资产阶级在法律观以及国家职能方面所引起的变革特别表现为适应环境的意志。先前的[封建的]统治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打算建立一种使其他阶级可以进入统治阶级的有机的过渡，就是说，不打算在‘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扩大统治阶级的范围：他们的观念是封闭的特权等级观念。资产阶级把自身看作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有机体，能够吸收整个社会，使之被同化而达到他们的文化和经济水平。国家的职能已经在总体上发生改变；国家已经变成‘教育者”’。[5-1]
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国家表现出的顽强的适应性，集中体现在从意识形态上去吸收与同化整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主要是依靠“它的凌驾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上的意识形态优势或霸权地位来维护的”。这表明，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大，它把领导权及其机构并人到了自身之中；与此相应，国家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国家职能已经扩大了，它不再只是纯粹暴力的象征、凶恶的“利维坦”，国家也是“教育者”。葛兰西说：“事实上，必须把国家看作是教育者，如果它真的想创造一种新型的或新水平的文明的话。”而“教育的目的始终是创造一种新型的和更加高级的文明，使广大群众的文化和道德能够符合不断发展的经济的生产结构的需要。”[6-1]
既然国家既有强制职能也有教育职能，葛兰西便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重新思考国家的概念，他称之为“完整国家”。他说：“……这项研究也将涉及国家概念的某些规定。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即专政，或使人民群众与当时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和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强制机构)，而不是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完整国家”就是指国家不仅是政治社会的也是市民社会的，国家不仅应该被理解为政府机构，而且应该被理解为“民间的”领导权机构或市民社会。归纳起来就是：“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6-2]
葛兰西认为“完整国家”是解决许多政治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中产生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国家究竟是什么(就其完整的意义：国家二专政+领导权)。”[6-3]对国家概念的重新解释，其创造性就在于把领导权融入到了国家政权之中，把领导权机构融进了国家机器之中。就是说，国家政权本身就包括了专政和领导权两方面。葛兰西指出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点。
二 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从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人手，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处在“完整国家”阶段，即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逐渐取得平衡的阶段，资产阶级政权是专政与领导权、统治与赞同的统一。葛兰西关注的重心不是政治社会和政权的专政形式，而是市民社会与领导权。他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成熟，形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状结构。这些网状结构是现代国家争取领导权的主要阵地，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得力助手。在正常情况下，国家的政治职能反倒退居幕后，暂时隐藏起来，发挥积极作用的是市民社会。有时候他甚至认为市民社会就是国家本身。例如，他在批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