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清楚\说明白”与中国的政治进步
时间：2021-07-05 08: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对国家现行政治体制“讲清楚、说明白”，既是对该体制的诠释和说明，增加民众对其理解和认同的重要条件和必要手段；也是对该体制进行不断思考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学者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关键词：“讲清楚、说明白”；政治体制；认同；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4）04-0005-06
政治的稳定从根本上讲源于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从根本上讲源于政治体制的合理性，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从根本上讲源于对这个政治体制是否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对政治体制“讲清楚、说明白”既是对该体制诠释和说明，增加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认识、理解和认同的重要条件和必要手段；也是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不断思考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必由之路。
一、政治稳定与民众对政治
体制的认同政治稳定是政权延续、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百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如何实现政治稳定自然成为人类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上，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国家政治的稳定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早就指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根本上说，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中国学者为了强调民心的重要性有时甚至把民心与民主对立起来。如赵汀阳曾经写道， “民心才是关于制度合法性的证明，而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只是一种在操作上比较容易的程序，并不能表达好的价值。可以说，民主问题是民心问题的歪曲表现。”①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在意民心，西方人也是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well-ordered societies” （秩序井然的社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的、政治稳定的社会，是基于民众对该社会所秉持的原则全心全意接受的社会。②西方人之所以实行民主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因为他们对民主抱有简单而又盲目的崇拜（如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早就说过，民主是一个很糟糕的制度，但是其他的制度更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深思熟虑认为民主这种方式较其他方式能够更好地反映民心和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地将西方人的看法与中国人的看法对立起来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不在于是否应该关注民心，而在于对民心的判断或民心表达的方式上，如到底应该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判断和表达，还是应该通过票决的方式来判断和表达，还是应该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判断和表达？是通过上述方式的某种组合来判断和表达，还是通过上述全部方式来判断和表达？不管怎样，上述争议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古今中外，人们都认为政治的稳定源于民心，源于民众对政治体制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二、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
与体制的合理性民众为什么会认同和接受某种政治体制？除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人为制造出来的对领袖及其代表的体制盲目崇拜和认同以外（如二战前后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他们各自国家实行的法西斯专制体制的认同和接受），主要还是因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民众认为有关体制是合理的，是好的。所以，政治体制的稳定大都是基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精英推崇的、民众普遍接受的体制理性之上的。
中国古代实行的帝王制就体现了当时的中国人对天命说的接受和认可。按照天命说，谁应该统治中国是上天的选择。上天选择了谁，谁就拥有了天命，就有权统治中国。当然，这个天命不光意味着老天赋予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也意味着老天让他承担了很多超乎常人所能担负的责任，如要求他做德的楷模、善的化身；要求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求他从善如流，体恤下情；甚至还要求他确保风调雨顺等等。如果他做不到这些，孟子警告说，他就有可能像商纣王一样失去天命，被人民唾弃和推翻，由新的具有天命的人所取代。
西方早年实行的君主制也体现了当时的西方人对君权神授说的接受和认可。君主的权力从哪里来？当时的西方人相信是从上帝那里来，如此，君王只对上帝负责，不对任何其他世俗权威负责。君权神授说强调秩序和权威，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动荡的普遍担忧。也就是在此背景下，奥古斯丁提出“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与“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论述。在他的笔下，“上帝的选民”为“上帝之城”的居民，上帝的弃民乃“地上之城”的居民，两者都听命于上帝；“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是由上帝决定的。在一段时间内，那时的欧洲人显然认可了这样一种制度论述。
后来，在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对君权神授的质疑下，在人民主权说的影响下，西方最终抛弃了君主制并选择了民主制。国家及其权力从哪里来？社会契约论的倡导者洛克挑战了君权神授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是人们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下的安全困境设立的。人的权利是自然和天赋的，出于自身利益，人们将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以建立和维护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秩序，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他把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契约关系。后来卢梭进一步提出主权属于人民的观点。在他们和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下，欧洲人最终抛弃了君权神授说并接受了人民主权说。人民主权说逐渐成为西方现行的、西方人普遍接受的自由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
苏联和新中国早期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体现了当时许多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的接受和认同。依据这个学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剥夺他们的财产，实行公有和计划经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通过计划经济提高生产力，通过公有制确保社会公正和平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除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复辟的企图，以确保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毛泽东最终将其称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在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论述受到许多人的认同。
随着革命时期的终结，两国人民后来意识到他们需要的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而是人民民主制度，从而导致这时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人民主权说的接受和认同。按照官方说法，尽管社会主义人民主权说与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说都标榜人民主权，但由于所有制的不同，效果必然迥异。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从而使人民主权无法得以真正落实。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化，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民主权才有可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政治精英和民众都认为某个政治体制是合理的时候，这个体制就能得以延续；反之，它就会被挑战甚至被推翻，最终由新的政治体制所取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过去实行的君主制最终被民主制所代替，中国古代实行的帝王制最终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这种情况，那就是，在人们大都还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合理，但统治者不按照体制的要求去行事，政治上最终也会出现大问题，如社会动乱甚至政权更替；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统治精英和民众还认同和接受原有体制的逻辑，由此产生的新政权还会继续沿用这个体制，如中国秦朝以后的2000多年，尽管历经多次农民起义并由此多次改朝换代，原有的政治体制仍然得到了有效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