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时间：2021-07-05 04:00: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就会说“忌语”，把老百姓看成父母、亲人，就不会说“忌语”。
《墨子·修身》指出，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大意是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双手用功而不争取功劳，这样的人一定会名扬天下。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官员或学者夸夸其谈、不务实事的故事。东汉南阳鲁阳人（今河南南阳鲁山县人）樊英，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习《京氏易》，兼明五经，汉顺帝召见问策，樊英并无奇谋深策，顺帝大失所望，因为樊英的学问基本都来自书本，脱离实际。
魏晋以来，中国政治中产生了一股清谈之风，到南朝宋则达到高潮，并从此影响了中国政治。“清议”政治有复杂的社会根源，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书生从政”，多理想、多议论，实际的事功少，对底层社会的情况不熟悉。最典型的案例是明末清初的东林党争，这场论战甚至延续到清初的顺治、康熙年间。明天启年间，清兵节节进犯，离北京城不远了，朝廷各大臣本应该和衷共济，可是东林党的政治家们与朝廷的“齐、楚、浙”三派争得不亦乐乎，全然不顾国家存亡。后来康熙皇帝嘲笑这些士大夫：“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
张纯明先生提出，中国官僚政治中的“官风”表现为八个字：“名教、倾轧、高调、贪污”。其中“名教”是指“崇拜文字如同崇拜宗教”，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口号标语政治”，这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是“心理上的过瘾”，“我们有许多义愤，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于是在口边墙角上发泄出来。一经发泄，便心平气静，再也不想在实际上做功夫了”。二是把文字与行动等同起来，如有事要办，上边一纸公文要求下边办理，而下边机关也照例一纸呈覆，如此反复，就算工作完成了。三是重视文字的结果是重视名词。我们喜欢使用新名词，以为有了名词就有了实质。在政治上，我们喜欢立新机关，挂新招牌，至于这些新机关有无必要，则非其所过问了。正因为此，中国官僚政治长期沉沦在“官样文章”之中不能自拔。“高调”与中国政治和士大夫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中国政治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玩意儿，凡是士大夫的生活习惯都可以蔚为政治风气。”玩弄文字或用文字挑拨是非是士大夫的本色，“所以，文字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政治工具”。同时，“倾轧”多半是士大夫政治的副产品，是与“高调”有连带关系的一种官场风气。
“假大空”一直是党的文风中的老问题。在党的历史上，经常有党的领导人抱怨甚至批评党内存在“空谈”“官样文章”。1936年7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的58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的文章。刘少奇提出：“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我看过同志们写的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等，这些东西特别长、重复、乏味，而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指示与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我们许多同志还没有改正过来。或者是为着要‘具体’，而把一切细小的事情毫无组织与中心地堆积起来。或者是为着‘不脱离总的形势’而泛论全世界、全中国各方面的形势，玩弄许多政治名词，骄傲地咒骂一切。我常用极大的忍耐看完一篇东西，但我还不能了解这篇东西到底是说的什么问题。如果用这些东西去指导工作和教育同志，那是只能得到极坏的结果的。”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特别强调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他指出，现在存在一种很不好的文风，喜欢写长文章，讲长话，但是思想内涵却匮乏得很，要把那些又臭又长的裹脚，扔到垃圾桶里去，其实诀窍很简单，可用郑板桥的对联概括为“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习近平曾在中央党校专门作过《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报告，指出：当前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要大力提倡短、实、新。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同志来到他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河南兰考县。在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看到墙上“还没上班，谁叫你来这么早”等“服务忌语”时，他立即指出，服务中心现在很普遍，关键要有实效，最根本是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就像焦裕禄一样。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就会说“忌语”，把老百姓看成父母、亲人，就不会说“忌语”。
（责任编辑/王远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