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及其世界意义?

时间：2021-07-05 00:04:1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对于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大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味。中国道路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有益启示就在于实事求是，各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且，中国道路所彰显的强大经济实力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越中国道路理论本身的国际影响力。在国外学者怀揣着各种目的对中国道路进行解读的同时，身在中国转型大背景下的中国学者还未能提供关于中国道路整体性的学理支撑，争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提升中国道路的软实力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中国道路独特魅力世界意义
　　一、引言
　　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党同志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国内学术界对“三个自信”的研究层出不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三个自信的理论根基、实践基础及其历史依据进行论证，而对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则着墨不多。从笔者长期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实践看，吃着麦当劳、肯德基，看着好莱坞大片长大的当代大学生对中国道路开辟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往往抱着一种与生俱来、不以为然的态度，而对中国道路行进过程中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就业难、买房难、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却感同身受，深陷其中。对于改革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他们习惯于动辄以“人家西方国家如何如何”的口吻来予以鞭挞。因而，厘清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及世界意义，对于拨开“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迷雾，对于增强当代大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按照俞可平的观点，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1]程伟礼则认为，如果把“中国道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那么，“中国模式”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成果。[2]笔者前期研究成果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这两者从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一种政治话语体系，而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的提法，有利于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更具学术性，便于国内外不同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3]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实际上是针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两种不同表述或者话语体系而已。本文所指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开创的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
　　对于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次进行了全方位解读。俞可平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在于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林毅夫则从比较优势战略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奥斯特洛夫斯基也秉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功一样，“中国奇迹”的实质就是放弃了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转而在其示范作用之下实行比较优势战略。[4]
　　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主要有四个特征：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和兼容性，兼顾效率与公正；注重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其目标是 “以人为本”；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加以结合；强调发展的累积性和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5]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模式关联在一起，中国政治模式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点：发展型国家，共产党政权，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政府中心主义，弱市民社会。他同时认为，中国政治中许多要素是数千年延续下来的，这样的要素主要有六个：把政治基本上等同于政府活动，精英文化，国与家的同构性，极端重视道德教诲和道德榜样力量，国家集权，中国政治始终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政治统一。[6]
　　姚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通过地方分权、泛利性政府，以及对意识形态的务实主义这三个关键要素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7]
　　奈斯比特把中国发展模式归结为“八大支柱”，并且指出，“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8]潘维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分别有四项主要内容，前者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国有的金融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以及商品资本市场；后者则包括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制度，先进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9]郑永年认为，中国经验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可以总结为五点：将国家制度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以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保障经济发展；有效的产权保护；基本的社会正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推进政治民主化。[10]张唯为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八大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11]
　　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发展进程的鲜明特色主要包括：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发展型国家；政治实用主义；对执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与信任；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型。[12]
　　吕凯闻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治理模式。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治理模式有四个系统优势：第一是中国政府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计划和干预经济事务；第二是系统内部的问责制，包括多种多样的反馈机制；第三是政府愿意做局部试验并从试验中学习；第四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长期视野。除了这四个长期的系统优势外，在中国的治理模式中还有四个“减震器”降低了重大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或影响力，即家庭关系和儒家社会的支持系统；执政党通过“心理定格”使公众普遍理解和期盼社会稳定；种种历史和结构上的原因导致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党的组织有广泛的政治架构。这四个系统优势和四个减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13]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中国政府追求经济改革的战略主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改革领导人构筑改革并使之保持大多数官员支持的决心；采取为照顾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特殊利益而进行机构间谈判的方式；以及为鼓励省级和下级官员的企业家精神而实现放权化的战略决定。这些战略为改革铺平了道路，并有助于在改革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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