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资源的汲取

时间：2021-07-03 20:00:0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纵观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历史，在制度资源的汲取上，主要有三个对象：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西方制度文化，在制度资源的汲取、转化、改造、创新中始终有一个约束条件和三个维度构成的状态空间，规定了制度演化过程中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基本路径。一个约束条件是指坚持制度资源汲取、制度生长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约束条件对系统状态空间中的三重维度，即中国化方向、时代化方向、大众化方向进行了边界设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资源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9）02-0078-07
　　从政治生态学角度观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现为执政的生命系统通过动员和整合各种执政资源（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对环境系统的变化做出反应，以期和环境特质相协调、相适应，从而巩固执政基础、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延长执政生命。一般而言，制度资源、体制资源属于非物质资源，是政治系统重点提取和管理的对象，也是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历史，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系统对制度资源的选择和利用都是为了实现系统在状态空间中的理想形态，如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从模仿苏共的中共、模仿苏联的红色苏维埃根据地、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到广泛汲取中外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政治法律资源构建系统在状态空间中的理想形态——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形态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资源之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态、非线性相互作用、随机涨落等基本特征，作为联结系统内部诸要素、诸子系统、诸分系统的规则和纽带，制度资源的选择与汲取、制度的学习与完善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为保证系统的演化方向不偏离既定的轨道，系统的运动达到或趋近被选择的理想状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主要是苏联共产党）就是制度资源汲取的最重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之下，早期共产主义分子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在多元的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方式、政治纲领、体系结构、规章制度等方面都以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准绳。对此，刘少奇指出：“中国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这样，“就使我们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在主观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就能背诵出来”。这些组织原则很多就是制度化的规章制度和纪律规范，如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民主集中制、严格的组织与纪律、不允许派别的存在等。例如，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区别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集中统一，才能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否则，党内就会派别林立，四分五裂，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政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允许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健全党的各项制度，包括关于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制度，关于民主选举的制度，关于建立报告的制度，关于缴纳党费的制度，关于调查统计的制度等;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袖和广大党员的关系，严格遵守党内平等的原则。事实上，党内民主、党内平等都必须靠党的组织制度来保证。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运用，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决定环节。列宁在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就曾批驳了马尔托夫等人在组织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阐明党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他提出：第一是集中制思想，是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第二是实现集中制的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第三是集中制原则必须体现在党的组织章程中，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是保证党的组织统一、思想统一，保证党的集中化的根本组织措施。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制度上、军事上、政治上、宣传上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般组织原则和规章制度才能体现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国共产党主要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是苏共，因为苏共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有战斗力的政党、胜利的政党、执政的政党，是当时唯一可以模仿和借鉴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共产党革命道路的实践中，苏联的党和红军也是我们学习中的榜样。
　　例如，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就来源于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而北伐军中的“政治训练部是在模仿苏维埃中央政治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党代表则相当于苏联红军中的政委”。从具体事例来看，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红军的名称和军服制式都模仿苏联红军，党代表制度延续大革命的传统。当然，在“三湾改编”时也进行了制度创新，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中则有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使党的组织系统和军事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为了保证官兵在政治上、精神上、人格上的平等，红军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度。西方学者认为，“政治训练在使红军有别于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队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个双重的组织和系统，负责进行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出于一个奇妙的巧合，正当红军开始采用士兵委员会制度的时候，蒋介石在其军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中，明确废除党代表制度，建立跟苏联红军一样的政治委员制度。信中指出：“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指出：“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政治工作，必须在军队的各级，从最高的全国的总政治部直到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其独立的组织系统。”这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和组织体系都是来源于苏联党和红军。毛泽东曾评价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过他在上海和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一起翻译苏联红军条令的事情：“到军委工作不久，我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译条令的问题。恩来同志对此也很赞成。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所帮助。伯承、剑英、傅钟、李卓然同志都是由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俄文基础。所以，组成两个摊子，由伯承、剑英同志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由傅钟、李卓然同志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军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本书都翻译出来了，并送到了各个根据地。这就成了我军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可能由于当时敌人对各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圍剿”，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就没有接到这两本书。据张国焘回忆说：“我们在鄂豫皖办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直到1935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才得到这两本书。张国焘回忆：“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干部，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注：红军大学）的课本。”这也证实中国红军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制度确实是向苏联学习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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