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外交研究的扛鼎之作
时间：2021-07-03 12:03: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研究，黎虎先生应该是其中的拓荒者与集大成者。他于1979年发表《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外交历史事件的探讨①。之后一发而不止，相继于1986年发表《北魏的四夷馆》②，1988年发表《殷代外交制度初探》③，1993年发表《郑羲使宋述略》④，或论述外交设施，或阐述外交制度，或论及外交使节，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开展了对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先生于1998年出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专著，既是对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外交成果的总结，更是全面系统探讨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山之作⑤。在此之后，研究中国古代外交的论著与论文逐渐增多，俨然形成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一个不可小觑的热点。黎虎先生于2014年推出的煌煌巨著《汉代外交体制研究》⑥，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内涵，精彩呈献了在精深考证基础上的新颖观点，切实提升了中国古典外交研究的理论高度。
一、系统研究，拓展中国古典外交内涵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是黎虎先生积15年之功的研究成果。论著分上下册，共1200页，近100万字，7大章，分别论述了汉代外交前驱——周代交聘、外交媒介——使节、外交方式、外交通意工具、外交接待设施、外交礼仪与法纪6大内容，其中外交方式分为上下两章，一共用了8节内容进行介绍。黎先生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和《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构成了我国古典外交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内容，由此，我国古代外交的全貌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都得到了十分全面系统的呈现。不宁唯是，上述诸构成要素之间的匹配关系、主从关系、内在逻辑关系，首次清晰合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中国古典外交体制的复杂、有序、严密、完善几近一览无余。黎先生的著作在对外交体制全面、精详考证的同时，还有对我国古代外交原则的理论阐述，对外交发生学的学理思考。内容系统而全面，论述充分而透辟，观点新颖且关切时代外交主题。
相对于最近十多年出版的几部论述我国古代外交方面的论著，黎先生的论著在内容的系统性、全面性与创新性方面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李云泉先生最近10年先后出版了《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外交关系体制研究》⑦ 与《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⑧ 两部著作。两著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分六章论述我国古代朝贡制度历史发展演变脉络，明清两代朝贡制度则为其重心所在。李著合“朝”与“贡”为一，把“朝贡”当作我国古代外交的主要形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朝”与“贡”尽管经常是相伴随发生的外交行为，但两者性质有别，两者或结合进行，或独自开展。蔡宗宪的《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⑨ 论述中古前期南北朝廷之间以交聘为形式的外交活动，然交聘仅仅是我国古代外交形式的一种，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形式，其内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吴晓萍的《宋代外交制度研究》⑩ 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从其强调外交决策制度与外交机构的内容可以看出，吴著的写作深受黎先生《汉唐外交制度史》的影响；同时，吴著也试着从使节、外交礼仪、外交文书等制度层面进行系统化的完善，但是，其內容的系统性、全面性、深刻性与黎先生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差距较大，不在一个层级。韩雪松的博士论文《北魏外交制度研究》？輥？輯？訛 也大体遵循黎先生的《汉唐外交制度史》的写作范式，抓住外交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并侧重于对遣使、接待、文书三大外交制度的论述。其内容未超出黎先生关于我国古代外交制度与体制的论述范畴。
上述论著都从各自关注的时代与领域，丰富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学术价值；但是，从内容之全、观点之新、理论之高、论述之精等方面进行对比，黎先生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无疑是其中最为厚重的学术巨著。
二、观点新颖，建立在充分论证基础上
一篇论文抑或一部专著，判断其学术价值之有无或大小的主要依据：是否为学术界呈献了新观点，或提供了怎样的新观点。《汉唐外交制度史》填补了我国外交制度系统研究之专著空白。它首先提出了“外交圈”、“区域性外交与世界性外交”以及“中国古典外交”等新概念，认为世界外交历史是从“区域性”到“世界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外交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而不像“西方外交圈”是多中心的？輥？輰？訛；同时，论著还提出了中国古代外交的三种类型与层次：中原皇朝与当时的外国、而且现在其地还在中国境外的国家的外交；中原皇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外交；中国境内各独立政权之间的外交？輥？輱？訛。在此基础上，《汉代外交体制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对东亚外交圈的论述，阐述我国古典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或源于推陈出新，或匠心独运所得，都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引述与谨慎求证基础之上。略举数例以享读者。
1. 汉代外交使节多用勇士而先秦多用辩士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第二章第一节论述了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勇士’（‘壮士’）次之，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辩士’次之。这是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所发生的第一次大变化。”？輥？輲？訛
为了说明汉代外交使节多用勇士，黎先生利用表格十分详细地列举了汉代出使人员的身份与职衔状况，对比统计出汉代外交使者中“勇士”数量多于“辩士”，以数据说话，雄辩有力。
黎先生进而探讨其变化的三大原因：一是“外交圈由先秦的华夏文化圈向异文化圈的扩展”？輥？輳？訛；“二是外交对象中社会发展阶段后进于中原王朝者大为增加”？輥？輴？訛；“三是随着外交空间的扩大导致外交旅途的空前遥远和艰险”？輥？輵？訛。
黎先生认为其变化的深层原因是：以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为标志的中原国家走向成熟，而其周边的匈奴、西域诸国、西南民族政权开始形成雏形国家或族群联盟，于是有了开展相互交往的基本前提条件。随之我国古代外交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内部交聘为主改变为与外部交往为重。而不同国家与族群间因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语言上的隔阂，一定程度上导致华夏辩士施展其巧舌如簧长技的重要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