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北洋修约史真相
时间：2021-07-02 12:0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北洋军阀作为国共两党在领导的国民革命中被打倒的对象，被认定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北洋外交自然也是“卖国外交”。北洋外交史研究长期以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巨深。对此，长期研究北洋外交史的专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感触最深切。他在爬梳中外档案时，不断看到与主流诠释不尽相同的历史图像，遂激发了全面探索北洋外交历史地位及意义的愿望。他以追求历史真相的庄严使命感撰写成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一书，出版不久就受到广泛关注，不是偶然的。
“废除不平等条约”怎样遮蔽历史真实
由于外交史研究与国内外的现实政治关联密切，我国的外交史研究常常为了满足现实的政治需要，使外交史研究沦为外交宣传。
外交史研究的政治化，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或称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民族主义又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无论修约还是废约，皆避不开“不平等条约”一词。此词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很难作学术讨论(唐著P3，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唐著敏锐地觉察到，考察“不平等条约”本身的学术史，是厘清近代中国外交史书写中“史实”与“神话”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澄清北洋修约史真相缘何被废约“遮蔽”的关键所在。
“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百年国耻的集体记忆中，居于核心地位。不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集体记忆的核心地位，历经一个长期的塑造过程。清末民初，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曾使用“不平等条约”一词，惟当时并未普遍流传，内涵也不明确。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因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不平等条约”一词渐为朝野各方使用。之后，受苏联输出革命之影响，1920年代国共两党利用“不平等条约”宣传来塑造国人的国耻记忆，引发民众反帝思想，进行革命动员。国共相继执政后，“皆以反帝、反军阀、废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咸集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发展历程。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但是不能突破大格局的局限，北洋修约的成果遂因政治不正确，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可说完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P2)。
废约与修约原本是达到外交目的的不同手段，本质上是一样的。唐著指出，“孙中山与广州政府的外交政策，原本与北京没有太大的不同，也是主张‘修约’、‘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等，主要的争执在于与北京争夺各国的承认。然因不断遭列强冷眼，又因‘关余’问题与外交团有冲突，民族主义的旗帜比较明显。但是，真正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分途，与列强对抗，还是‘联俄容共’以后的事，尤其是1923年底‘白鹅潭事件’后，才决心倒向苏联。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外交上开始标举‘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P306)。
归纳起来，唐书认为“不平等条约”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遮蔽”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平等条约”本身内容和概念的模糊不清；其二是对主持或参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责任人评价不公允，或夸大或贬低。
关于第一方面，以著名的“二十一条”最为典型。唐书指出：“到目前为止，学界及一般民众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及所订条约之名称仍有许多误解。在中国‘二十一条’早已成为反帝废约运动的宣传重点，一般人常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与交涉之后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混淆，常以为‘二十一条’就是条约名称。……八十多年来，‘二十一条’一词众口铄金、积非成是，在‘国耻史’和北洋军阀‘卖国史’上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P157－158)
关于第二方面，以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二十一条交涉”和1924年《中俄协定》的不同评价最为典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1924年《中俄协定》的评价，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评判，而非学术研判。
首先，关于袁世凯政府对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国学术界的评价曾经历过一个“昨是而今非”的变化过程。如唐书所言，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王氏在1933年该书第六卷，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评价是：“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徵祥之搓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斡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大公报社，1933年，P398－P400)蒋廷黻在该卷书评中，亦称：“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经做到尽头。”(蒋廷黻《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大公报》1933年9月18日第3版)足见到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袁世凯外交尚能公允对待。但是，王芸生同书1980年新版及2005年八卷本，对袁世凯的评价则颠倒过来，认为：“袁世凯之所以为袁世凯，终以窃国大盗终其身也。”(唐著P156－P157)王书对袁世凯评价前后不一，显然与变化了的政治现实有关。
再如，唐书指出，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俄协定》)，由于此案数十年来与“联俄容共”、“反帝废约”密切相关，许多当时的政治宣传，诸如苏联自愿放弃在华特权、平等对华、协助中国“反帝废约”等，在革命党相继执政后，写入教科书中，不断复制宣扬，误导许多历史诠释，扭曲、遮蔽了真相(唐著P174)。唐书从档案考察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但就废约而言，苏联在条文表面上虽表示废止旧约，实际上与华会列强一样是‘口惠而实不至’，坚持既得利益，不肯放弃任何条约特权。就反帝而言，苏联介入中国内政的程度，与其所抨击之‘帝国主义列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P269)当时，苏联对中国内争介入之程度，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之外，其它帝国主义列强也是望尘莫及。唐书指出，苏联对中国进行“多元外交”，除中苏、日苏谈判同时进行外，在中国同时与北京、广州、奉天、新疆、张家口接触，也同时援助广州与冯玉祥，意欲透过冯氏与孙中山，对北京政府产生影响力(P307)。简言之，苏联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对华外交投机性很强，并非如以往所认识的那样，充满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
怎样实现外交史研究的“历史化”与“学术化”
中国外交史研究要实现“历史化”与“学术化”，是八十余年来中国历代学人孜孜追求的目标。1930年，蒋廷黻在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时，即呼吁中国外交史研究要走“历史化”与“学术化”的道路。然而，由于现实政治的压力，自蒋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