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性别角度看傅莹的外交活动
时间：2021-07-02 12:01: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图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6-0029-04
摘要：傅莹女士是中国第二位女外交部副部长（2010年1月4日-今），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分析傅莹的外交活动，探讨其优点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中涉及的社会性别问题。本文认为：傅莹外交方式与以往中国外交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傅莹善于发挥女性魅力，以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输出中国官方看法，输出中国软实力，有效地改善国家间关系；同时这种积极的作用受到国家实力的局限。现今中国外交中的女性仍受到歧视，所以在外交工作中纳入兼容两性，平衡发展的思想工作很重要。
关键词：傅莹；社会性别；中国外交；外交活动
从古至今女性的地位在不断地提高，女性参政人数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中国历来是个男尊女卑的社会，时代的进步并没有改变女性在外交事务上的劣势，女性参政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女性外交家的影响力相比男性微乎其微。李英桃的研究表明，这与中国外交政策、国际环境和外交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息息相关。21世纪初期以来，国内学者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中国女性的参政状况，包括她们在外交上的表现。学者们着重分析女性参政现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学术界很少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当前中国的女外交家，比如傅莹和她特有的外交方式。傅莹1953年1月出生在呼和浩特市，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她曾任驻罗马尼亚使馆随员，外交部翻译室三秘、二秘、副处长等职，并成功地完成了1992－1993年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工作。1998年傅莹出任驻菲律宾大使，2000年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2003－2007年3月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傅莹在工作中的优异表现使她于2007年4月成为了中国驻英国的第一位女大使，任职至2010年3月。驻英大使让傅莹的外交才能进一步体现，取得国内外一致好评，因此2009年12月她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也是新中国第二名女外交部副部长。[1]有关傅莹，目前只有一些原始资料，如她的生平、会议发言或总结、在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任大使时的事迹等，学界尚未对傅莹的外交活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笔者在此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研究傅莹外交活动，试图从中窥见当前中国外交中的社会性别状况。研究问题包括：傅莹外交活动的特点是什么？这种外交怎样影响中国和其他利益密切相关国家？如何评价傅莹的外交活动？它对我们了解外交事务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有何意义？为此，笔者先简要地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近现代中国外交，再对傅莹外交的优点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
一、 社会性别与近现代中国外交概览
1、 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别
傅莹的成功带给人们很多思考，其中“女性”这个身份是大家颇为关注的话题。近代以来，女性参政人数并不少，但大都鲜为人知。尽管女大使、女发言人在中国外交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但真正能代表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游刃有余的女外交家仍不多见。这与她们的性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两性的群体差异和行为方式。男性和女性的群体生理差异在社会性别中被极端化，衍生出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这组二元对立关系。[2]一般而言，男性特征是强硬的、侵略性的、竞争的；而女性特征是软弱的、感性的、合作的。这样的二元关系往往是对立的，而不是相互倾听和对话。[3]然而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并不总是和现实中的男性与女性一一对应。很多女外交家、女总统具备男性特征，比如撒切尔夫人，被认为是“铁女人”。[2]
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这对范畴很明显地体现了女性在国政和外交中的不平等地位，进入决策圈的女性也深深受到这对二元关系的影响和束缚。她们或是努力向男性特征靠拢，希望借此能得到肯定；或是以女性特征来博取同情和认可。女性特征实际上是相对于男性特征而存在，是依附于男性特征。所以在社会性别中，由于文化因素形成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以及由生理决定的男性和女性这两组二元关系深深影响着国际政治和国家间外交情况。
2、1840年后中国国际环境和外交中的社会性别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台湾学者石之瑜认为，近代中国“建立的是一个阴性主权”[4]，而同时在外交上也是阴性、软弱、妥协的。“西方列强以他们心中的女性特质来描绘中国—驯服、顺从、消极等，双方之间压迫与被压迫、支配与从属的权力关系表现地淋漓尽致。” [4]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看，这段时期，中国沦为了一个具有女性特征的国家。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受到西方大国的遏制和敌视，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改变了外交政策，走向另一个极端—男性化。“传统上的男性特质‘对抗’成为我国开展国际交往的主旋律，而所谓女性特质‘合作’被边缘化了。”[5] 这种对外关系的现实和认知很大程度影响国内民意，并作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性别。[6]在国内，女性的地位表面上有很大的提高，但却要求她們放弃女性的生理特征，剪式发型、穿男性的衣服。本质上是去女性化，并认可“男尊女卑”的观念。这种隐性歧视使得女性被严重异化。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外交上的少数女性也出现男性的强势特点。如毛泽东晚期的王海容和文革时期的江青。
改革开放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如美苏关系的缓和、合作和平共同发展等理念越来越成为国际主题，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改变了过去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开始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与各国交往。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看，长期被排斥的合作、双赢等传统的“女性特质”被提到了与斗争、对抗等“男性特质”同等的地位，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超越了“斗争”和“对抗”。[7]社会开始回归女性、赞美女性。但对“女人味”追求的同时也对女性造成新的压力。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界的女性工作人员人数不断增加。她们开始展示自己的实力，各具风格和特点，并且在国内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吴仪和傅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