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外交辞令的文学地位
时间：2021-07-02 00:00: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文理并茂，辞采灿然，是当时最具文学意味和文学价值的文字，形成春秋时代特有的辞令文学，是中国“辞章”的滥觞。外交辞令制作过程的字斟句酌、讨论润色，也体现出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特点。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等，都是关乎外交辞令的理论，作为中国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文学和文论的繁荣发展影响至巨。外交辞令是春秋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篇章，善于辞令的行人，是春秋时代最优秀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春秋外交辞令；辞章；美文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3-0140-09 收稿日期：2010-09-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金(09XJA751006)；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0FZW011)
作者简介：董芬芬，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730070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春秋时代王室衰微，霸主迭兴，对文章礼乐的追求，比西周有过之而无不及。外交场合，升降揖让，出辞应对，华藻婉丽。其流风遗韵，泽被千载。然而，近百年来对春秋文学特别是散文的研究，却囿于一种格局：人们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老子和孔子及其作品之上。钱仲联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罗列春秋时代的作家，只有区区四人：奚斯、许穆夫人、老子、孔子。其中奚斯和许穆夫人是诗人，还不是散文作家。顾德融、朱顺龙的《春秋史》总结春秋时代的文学成就说：“诗歌与散文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时的诗歌主要体现在《诗经》的《国风》中。散文可分为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春秋》是这个时期以纪年为线索的历史散文。哲理散文有道家的简本《老子》和儒家的《论语》。”这段话与《中国文学大辞典》的观点基本相同，两者都反映了一百多年来春秋文学的研究范围和格局，各个系列的文学史对春秋文学和文学家的研究，也大都没有突破这个格局。
《国风》代表春秋诗歌的成就没有任何问题，而散文方面，一般只提到老子和孔子。但是，老子及《老子》的时代尚存争论，有学者认为《老子》也应该归于战国时代。《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成书在战国初，也不能算是春秋时代的作品，严格来说，春秋时代可靠的散文作品只有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的《春秋》一部，散文作家只有孔子一个。这与煌煌三百多年的礼乐盛世极不相符。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纵横捭阖，散文成就突出，似乎成了乍然勃兴的无源之水。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春秋时代的文学，在目前的研究格局中，留下了较多的空白。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寻找一条能够比较客观地描述春秋时代文学的途径，显得必要而重要。当然，这是个大任务，需要许多人的关注和努力。本文拟从《左传》、《国语》所载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算是抛砖引玉。
一、春秋时代的美文，古代“辞章”的滥觞
《史通·叙事》说：“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春秋之时，大国争霸，小国图存，行人使臣，冠盖相望。一言不合，两军暴骨，辞美理顺，宾主尽欢。行人不得不修其辞令，增美其说。锤文炼字，饰辞骋说，非逞一时之快，乃充分发挥语言的力量，使道理乐于为对方接受，可化干戈为玉帛。
提高外交应对能力，也成了春秋时代士大夫教育的重要内容。孔门“四科”，就包括外交辞令的训练：“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邢呙疏云：“若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清人刘宝楠亦云：“《弟子列传》宰予利口辩辞，子贡利口巧辞，是宰我、子贡为言语之选也。”《孟子·公孙丑》也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显然，孔门之“言语”科，就是提高外交应对能力、训练外交辞令制作的科目，宰我、子贡是这方面的杰出弟子。
陈澧《东塾读书记》用后世相应的学科，来阐释孔门四科：“后世或讲学，或擅辞章，或优经济，或通经史，即四科之学也。”分别用“讲学”、“辞章”、“经济”、“经史”来对应孔门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他认为孔门的“言语”科，相当于后世的“辞章”。
“辞章”，在古人心目中一般指那些辞采华茂、音韵铿锵的辞赋、美文，如刘熙载谈到汉代的文体说：“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辞赋，不同于布道、论理、叙事、论政等实用之文，而是铺采摘文，体物微妙，尽情发挥语言的美感张力，以审美愉悦为主要目的，这样的作品才被称为“辞章”。跟别的文体相比，“辞章”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有些学者提出汉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汉赋是文学自觉的标志，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魏晋后骈文渐起，奇偶相生，音韵和谐，使得汉语之美尽情展现。萧绎云：“至如文者，惟须绮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样的作品就是陈澧所指的“辞章”。除诗歌以外，中国古代较少有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相比之下，这“辞章”算是古人心目中的美文了。
陈澧用“辞章”解释“言语”，也是把行人辞令看做春秋时代的美文。孔门“四科”中“言语”和“文学”分而言之，表现了文章和学术在春秋时代分离的情况，宰我和子贡，不同于子游、子夏以研究学术为主，而是擅长外交辞令，算是“文章之士”。春秋时代正好用“文”来评价那些擅长外交辞令的人，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成王说重耳“文而有礼”，子犯称自己不如赵衰之“文”，这里的“文”，皆指善于外交应对。春秋外交辞令，研炼字句，文华灿然，追求语言本身的艺术感染力，是春秋时代最具文学意味和文学价值的文字，形成春秋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辞令文学。
外交行人们在辞令的构思、字句斟酌方面，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显示出极高的语言艺术。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坏晋馆垣，惊世骇俗，显示了子产的胆识和辩才。子产陪同郑伯朝见晋侯，晋侯迟迟不予接见，子产很不满，有意拆毁宾馆之墙以引起晋国高层的注意。但若没有合情合理的解释，将会是一起严重的外交事故。子产把对怠慢的不满，沉重贡赋的愤怒，待遇过差的批评，揉进了是非曲直的辩说中，谁都能感觉到子产心中的不平和拆垣的用心，但谁也找不出他说辞的漏洞。指陈事实，无懈可击，赵文子只好说：“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隆重的礼节接待郑伯，拆毁的墙由晋国负责修好。晋国叔向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肯定了精彩辞令的感人力量和外交效果。《古文观止》谓子产“胸中早有成算，故说来句句针锋相对，义正而不阿，词强而不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