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转型与发展：中国政党的历史进程
时间：2021-07-01 04:00: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成为各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近代西方国家，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产物。在中国的政治秩序的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主导力量，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根本性转变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民主建设、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政党；产生；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8-0019-05
一、政党的产生：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产物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诞生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政党萌芽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国议会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发展争执，形成了矛盾尖锐的两派：以限制王权、拥护议会制度为宗旨的辉格党；以拥护王权、赞成王位继承为宗旨的托利党。二者针锋相对，构成了现代政党最早的雏形。
中国“政党”的概念是近代西方思潮传入后才出现的，而“党”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周礼·地官》提到：“五族为党”，意思是说五百家都是亲族姻戚，互相协助，体现了亲疏远近的关系。“党”经常与“朋”连用，“朋党”就是党同伐异的一个政治小团体，这是皇权统治非常厌恶和排斥的。由此看来，朋党是和宗派有着大抵相同的意思。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梳理了博林布鲁克、休谟、柏克等人对宗派（faction）和政党（party）的区别，可以说“宗派”和“政党”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因为政党（party）一词本身就来源于部分（part），直到后来“宗派”和“政党”才在定义上被严格加以区分。
从中西方历史发展来看，宗派、朋党都有着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某些影子，但又不同于政党，甚至有着根本的区别。那么二者到底应该如何区分？从抽象意义的角度探求政党的产生是一个很好的分水岭：政党的产生也就区分了宗派或者朋党与政党的概念。按照林尚立教授的观点，政党的产生有两种条件。第一，国家的权力体系向社会的开放；第二，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在林尚立教授看来，第一种观点只能作为政党产生的充分条件。而政党产生的充要条件则是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因为，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统治中，民主思想萌生，雅典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表明国家权力体系向社会开放，但古希腊雅典并未出现政党。而在中西方政治发展历程中，无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都能够充分说明政党是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产物。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前，无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的活动都仅限于议会内部的辩论、协商，无行动纲领和组织纪律，因此它们还仅限于政治团体或者宗派。光荣革命爆发后，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成为执政党，要求限制王权、组建内阁，真正意义的政党才得以产生，开启了政党政治的历史篇章。以光荣革命为标志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表明，英国已不再是皇室的天下，腐朽的专制统治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逐步脱胎于国家权力体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统治阶级。不同于英国的源生型，中国的政党政治属于次生型。清朝末年，随着清政府内忧外患加重、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资产阶级兴起、西方思潮的引入，戊戌变法期间出现了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政治团体，但在作为当局的清政府来看，这些所谓的政治团体是否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值得怀疑。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它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在推翻清政府、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过程中，同盟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立了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华民国。我们看到无论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是我国近代发展历史，一个共性就是社会团体或者政治集团不断发展壮大，王室已经不再是国家的代言人，国家的大门开始向社会开放，社会的力量逐步脱胎于国家，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周淑真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政治发展是各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政治发展中最基本的是社会主体的成长与成熟。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体不再像前资本主义那样，只是社会中的某一阶层或某一集团构成的社会精英，而是享有同等政治权利的社会公民所构成的社会大众。对于现代政治发展来讲，社会主体的成长与成熟，是社会大众的成长与成熟”[1]。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趋势下，国家—社会实现了二元的分离，政党及政党政治成为了历史的主旋律。
二、政党的转型：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革命是一个动态过程，即对旧的统治秩序、价值观念、社会阶级进行变革、改造、重塑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时代变革的角度来看，革命往往具有历史进步性，时代发展性的特征，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这些历史上的革命大都伴随着流血牺牲，颠覆了旧的统治，重塑了社会秩序。纵观世界历史发展，每一次革命不外乎由某一政党或组织主导、推动、斗争直至胜利或者失败。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当旧的秩序被推翻，新的秩序构建后，就面临转型的问题。这样的转型即是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也是内部自身发展的需要。
民国初年，同盟会进行了改组，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政党的转变，之后更是集合五大政党为国民党，目的是为了争取国会席位、监督政府。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宋教仁曾说：“国民党与同盟会所持态度与手段虽有不合，然牺牲的进取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从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2]孙中山反复强调，同盟会是“革命党”，而国民党是“政党”，“革命党”与“政党”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党。革命党“所抱持之惟一宗旨，则为三民主义”，“终能打破反对者之压制而建设中华民国”。而“政党”的要义在于“为国家造幸福，为人民谋乐利”。他还说，政党的具体作用在于：其一，“养成多数者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其二“组织政党内阁，直行其政策”；其三“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不溢乎正规”[3]。宋教仁案的发生，标志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破产，孙中山深感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涣散，提出要革命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孙中山把军政、训政两个时期和宪政时期的一定阶段称之为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孙中山吸取民国年初的政党政治实践失败的教训，对革命党在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視，同时也形成了“革命时期”以党治国的思想：国家必须由革命党来造成，革命党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根本；革命党不仅要创立国家政权，领导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巩固国家政权[4]。这里孙中山用了“革命党”的概念，实质上对革命党后期变为执政党已经做了初步的设想与安排。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时期主张以党治国的思想，基本已经勾勒出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基本逻辑：由变革、颠覆到管理、统治的转型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