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面前向谁问责
时间：2021-06-29 16:04: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致富光荣”，是邓小平分析毛泽东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时告诫他的同胞们的。事实上，尽管与平民百姓关系不大，精英们却一直身体力行着这一信条。正是这个默认的社会契约，在经济危机面前濒临挑战。
契约的称谓因时因地而异。在19世纪的欧洲，人们希望富人生活节俭，炫耀性的消费在当时被习惯性地回避。富人把他们大部分的收入存起来，储蓄既被看作一种投资也是一种美德。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富人也是理所当然的慈善家。相反，在美国这样的机会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炫耀性消费则被更多地容忍。高消费成为成功的标志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就是突出的进取精神。
不同社会对贫富差距和分配方式的容忍程度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国家，政治家和公务员被认为相对收入较低，而在此外的大部分地区，进入政界被认为是一条准合法的致富之路。不过大体上结论仍然存在：财富取决于贡献。当贡献减少时，富人的地位也就受到威胁。
面对当前的危机，愤怒的公众毫无疑问地将矛头直指银行家。他们疯狂的投机使得股东、消费者乃至整个经济濒临破产。人们的愤怒开始集中在银行高管们包括大部分红利在内的巨额薪酬包。赏功可以，但赏过却万万不能被接受。
各国政府现在也是进退维谷：不能让大银行倒闭，但公众期望那些银行家受到惩罚。尽管很少有人会破产或入狱，但银行系统必然面临重新调整，就如同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金融危机以后允诺的那样：“把银行家赶出神殿。”
全球性经济衰退对各国政治风险的增加影响程度不一，这主要取决于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各国隐含的社会契约的性质。在权利最不受制约的社会体系中，对财富的诟病最甚，政治风险也最大。资本主义制度越是腐朽，在攻擊面前越是不堪一击。“致富光荣”是这个时代的号角，但由此产生的道德盲点亦是一大威胁。
尽管人们竭尽全力追求精确性，政治风险的估计却没有确切答案。它有赖于政治，而不是计量经济学。众人皆知的是，基于最近数次风险“正态分布”的模型，并不能衡量出政治体系所承担的实际风险大小。
印尼总统苏哈托的政权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安全”的体系。苏哈托自1966年上台以来，建立起一个准军事的独裁统治，并鼓励印尼人“光荣致富”。尽管他的家人大肆敛财，但大部分印尼人在其后30年的勤劳致富使他的统治显得异常稳定。然而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让印尼经济陷入混乱，其引发的暴乱事件最终让苏哈托被迫辞职。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国家却拥有巨大的优势，只需要换统治者就可以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失败的只是政党或联盟，不是整个政治体系。公众也将其怒火发泄给投票箱。在这些国家里，只有“新政”，没有革命。
在评估当今的政治风险时，分析人士必须特别注意政治体的性质。比如能否实现平稳地过渡？是否有足够的竞争以防止丧失民心的领导人握权不放？此外，分析人士还必须注意潜在的社会契约的性质。从广义上讲，最脆弱的社会契约允许财富和权力全都集中在那些少数人手中，反之，若建立了两者的分流机制，则可以成为最为牢固的社会契约。
各大国中，政治风险最高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者政府的合法性几乎完全依赖于其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当增长疲软或开始衰退时人们只能问责于“体制”。
俄罗斯最具创造性的政治分析家之一伊格尔·尤尔根斯，已经从中得出结论：“社会契约包括限制公民权利以换取经济上的福祉。而相应的，在当前经济福祉萎缩的情况下，公民的权利就应该扩大。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By RobertSkideisky，译王诗蕊）
（英国《卫报》、2月21日）
